在汉代，经学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学术。所谓经学，是研究和传授儒家的五部经典的学问。前文已经介绍了汉代瑕丘的经学家丁宽、肖奋和何休，下边再介绍江公。

　　为了介绍江公，有必要对古代学术的传承方式作些介绍。

　　在造纸和印刷术出现之前，文化知识的传承除了简帛书籍之外，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学者一代代口相传授的。汉代朝廷立学有专长者为五经博士，置弟子员，专门负责学术的传授。所谓五经，是指《诗》、《尚书》、《礼记》、《易》和《春秋》五部儒家经典著作。汉武帝采取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的地位空前提高，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五经中，《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记载了从鲁隐公到鲁哀公二百多年间的大事。《史记》说此书是“约其辞而指博”，即文辞简约严谨而内容丰富广博。据说孔子修《春秋》态度十分审慎，每下一字都存褒贬，含义极深，所以有“孔子修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说法。孔子是最早私人办学的人，《春秋》一书自然应在他讲授之列。孔子死后，他的弟子们散在四方，各自又按自己的记忆来解释书中的微言大义，于是就形成了不同观点的学派。孔子编的《春秋》文本叫“经”，解释经的文本叫“传”。为《春秋》作传的曾有多家，传下来的有《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三家。“左”指左丘明，“公羊”指公羊高，“谷梁”指谷梁赤，他们大约是战国时人。瑕丘江公是《谷梁传》的传人。

　　关于江公，我们所知甚少。只知他是瑕丘人，曾从鲁国的申培学习《鲁诗》和《谷梁春秋》。在申培众多的生徒中，惟有江公一人能兼通二经，而且尽能后传，徒众最盛。当时申培的弟子多治《诗》，有治《春秋》的又多学《公羊传》，所以江公是《公羊传》的唯一传人。

　　江公在汉武帝时候（前140-前87）被立为博士，他和著名 经学大家董仲舒同仕于朝。董仲舒能兼五经，但他讲《春秋》是宗《公羊传》的。汉武帝曾经让董仲舒和江公共同讲《春秋》，两人相互辩论，董仲舒口才好，讲得绘声绘色，妙语如珠，引人入胜，而且又能够迎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皇帝口味，因此深得皇帝的赏识。江公却认真严谨审慎，从不妄自解经，又不太善于言辞，对比之下，未免相形见绌。加上当时的丞相公孙弘也是一位《公羊》学者，他偏袒董仲舒，结果使董仲舒占了上风。于是武帝尊用《公羊》学家，《公羊》学大兴，《谷梁》学未能盛行于世。

　　大约在那次辩论以后，江公就离开京城，回到瑕丘，依然设帐收徒，传授学问。从学者有鲁人荣广和皓星公，还有后来做了丞相的韦贤。荣广是江公最得力的门生，他天质很高，曾和《公羊》大师眭弘论辩，多次使对方陷入困境，无言以对。以致影响了很多《公羊》学者，转而学习《谷梁》。荣广弟子中有蔡千秋，所学最精，为后来《谷梁》学的振兴有重要贡献。

　　公元前73年，汉宣帝刘询即位。宣帝的祖父刘据，是汉武帝的长子，后蒙冤被称“戾太子”而自杀。刘据曾从江公学习《谷梁》，爱好《谷梁》胜过《公羊》。刘询即位后，立志恢复《谷梁》学地位，当时推戴他为帝的韦贤在朝为丞相，自然也提倡《谷梁》学。自此学术风气为之大变。朝廷派人去瑕丘访问江公，此时江公已去世多年，于是征江公的孙子入朝为博士。

　　江公之孙亦称江公，又称江生、江翁、江博士。他不仅兼通《鲁诗》、《谷梁》，对《孝经》也有研究，著《江氏说》一篇，是汉代四家《孝经》名家之一。江博士入朝后，开讲《谷梁》，从学者中包括大学者刘向。从此后就薪尽火传，《谷梁》学终于被传到今天。

　　江公一家三代传授学术，对文化是有贡献的。遗憾的是他们的名字都没有流传下来。所以《滋阳县志》说：“江公三世以经师为博士，而史俱佚其名，可怪也。”《县志·古迹》又记有韦园和江公墓，韦园是江公向韦贤授经处。按韦园故址在今兖州城内中御桥南路东的红旗小学处，现存韦园街之名；江公墓已不祥具体所在，亦不知是哪 一个江公的墓。

　　上面提到的韦贤是今邹城人。他后来也被征为博士，有名于当时，人称邹鲁大儒。汉昭帝时，他奉诏在御前讲经。昭帝死后，因为昭帝没有儿子，大将军霍光等谋立刘询为帝，即宣帝。韦贤参与了此事，有功，被拜为丞相。后来他的第四子韦玄成也做了丞相。韦贤家族世代显赫，一个原因是十分重视对子弟的教育。困此，当时邹鲁一带流传一个谚语：“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意思是留给子孙一箱子黄金，不过只是土财主；教会他们一部经书，就有可能入仕为官，贵而且富了。如果把“经”理解为文化知识，这话今天看也是有价值的。

　　陈汤是汉元帝时候人，比江公晚约百年。他字子公，自幼喜欢读书，善写文章。他的性格和忠厚木讷的江公恰好相反，是个不拘小节，言语狂放，锋芒毕露的人。和这样的人初次接触会感到他骄傲轻浮，但时间长了便会发现他确实是胸有韬略，能成大事。年轻时陈汤离家到京城求官，始为太官献食丞。后来朝廷下诏广求天下人才，富平侯张勃举荐了他。不料这时候，他的父亲在家乡去世了。按礼法，陈汤应该立刻回家乡奔丧守制，但他不愿失去这个当官的机会，竟隐瞒了父死之事。这在当时是极为严重的罪过。结果是陈汤被人告发而被捕入狱，连举荐他的张勃也因此获罪。

　　后来陈汤出狱，又被保荐为郎官。他不甘心做一个平庸的官吏，便多次向朝廷要求出使外国。后来他果然得到了一个机会，汉元帝派他任西域副校尉。

　　西域即今日肃玉门关以西的广大地区，当时为匈奴的地方。匈奴有三十六国，他们不断地攻扰汉帝国的边境，而他们各国之间也不断地发生掠夺兼并的战争。宣帝时（前74—前50），有五个单于争夺匈奴的霸主地位，其中呼韩邪和郅支的力量最大。他们为了取得汉朝的支持，分别把自己的儿子送汉朝“入侍”，实际是做人质。十年后，呼韩邪单于并亲到京城朝见皇帝，以示其诚。郅支单于见呼韩邪单于得到了汉帝的支持，不禁心生嫉妒，便趁机侵占了呼韩邪的领土，又扣留了汉的使臣。但他自己的儿子此时还在汉作人质，他便派使者带头礼物去汉，请求汉帝归还其子。汉朝廷不念旧恶，派谷吉为使送其子归国，不料郅支竟将谷吉及随从全部杀死。此后汉朝多次派人交涉索要谷吉尸体，都受到困辱。郅支的骄横无礼、与汉为敌和蓄意挑衅，已成为汉边境上的严重威胁。

　　陈汤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到了任所的。到任后他立即观察地势，了解敌情，制订了歼灭郅支的方案。方案的要点是调用朝廷在边境屯田的兵力，利用郅支和西域其他国之间的矛盾击败郅支。陈汤和正职西域校尉甘延寿商议，甘延寿虽赞成他的方案，却坚持认为这样大事应该先向朝廷报告，获得批准再施行。陈汤说：“国家与公卿议大策，必凡所见，事必不从。”意思是朝中公卿多凡庸之人，一定不会批准自己的奇谋的。在甘延寿为此犹豫不决时，陈汤却趁他生病，暗暗行动，私托朝廷之命，调集了数万大军，部署作战，甘延寿闻讯大惊，急忙想制止，陈汤按剑怒目曰：“大众已集会，竖子欲沮众耶？”意思是现在已是箭在弦上，不能不发，你小子竟敢阻挠吗？甘延寿无奈，只得依陈汤之计而行。然后两人联合向朝廷上疏自劾，承认矫旨错误，请求处分。

　　这场战争历时数月，行程近万里，陈汤组织的汉胡合兵有四万余人参战。他充分利用了西域各国与郅支之间的矛盾，经大小战役数十次，最后捣毁了郅支巢穴，俘获无算；也解救出了很多被郅支掠获的汉人。最后斩郅支之头悬之藁街（长安城中外国人居住的地方），可谓战绩辉煌。而且自此以后，几十年中，汉边境都平安无事，可谓意义十分重大。

　　但是，当胜利的消息传到京城长安，朝野一片欢腾庆祝时，却有人上表皇帝，说陈汤矫旨用兵，功难抵过，应重治陈汤、甘延寿二人之罪。攻击最力者是那个以少年时“凿壁偷光”苦读而著称的匡衡，他是今邹城人。多亏了著名学者刘向上疏为陈汤辩白。刘向的《讼陈汤疏》中说：（陈汤）“出百死、入绝域，……悬旌万里之外，扬威昆山之西”；又说，“论大功者不录小过，举大美者不疵细瑕，……延寿、汤既未获受祉之报，反屈捐命之功，久挫于刀笔之前，非所以劝励戎士也。”汉元帝终于赦了陈、甘之罪，又封陈汤为射声校尉、关内侯。元帝的诏书中认为，陈汤“不烦一夫之役，不开府库之藏，因敌之粮以赡军用，立功万里之外，威震西蛮，名显四海，为国除残。兵革之原息，边境得以安”，评价是相当高的。事实上，陈汤指挥的这场战争是军事史上一个典范，陈汤称得起杰出的军事指挥家。

　　前边说过，陈汤是个不拘小节而又锋芒毕露的人。这种人在正统儒生如匡衡那样的人看来，所作所为处处都不合规范，不能容忍。而且，陈汤的行为也确有不甚检点之处。比方他常因为自己熟悉法律便钻法律空子，干预正常的审判，以至收受贿赂之类。他多次因过错而遭人弹劾，夺去爵位，又隆为一般士兵，还被流徒敦煌，最后竟被判死刑。幸亏有谷永、耿育等人极力为他辩解，他才得免遭刑戮，最终平安地老死家中。

　　到陈汤死后很多年，朝廷才从边境的实际情况认识到了陈汤的价值，理解了他一生确实是功大于过，却“功大赏薄”。于是皇帝颁诏，追谥他为破胡壮侯，儿子也受荫封侯。

　　陈汤的一生一直处于毁誉相伴中，是一个性格独特的人物。对于其是非功过，现在可以不必讨论；不可否认的是，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有成就的军事将领，是兖州人应引以为骄傲的人才。（选自樊英民著《兖州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