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兖州出现了两个相当杰出的人物。一个是元初的杨恒，一个是元末的王思诚。

　　杨　恒（1233—1299），字武子，号辛权。他自幼聪颖警悟，又勤奋好学。曾读《论语》到孔子批评宰予白天睡觉是“朽木不可雕也”，便立下誓愿，今后白天绝不睡觉。果然，除非病得卧床不起，他这一诺言坚持终生。青年时他已是文名远扬的名士，三十岁时任济宁路教授，后又应召入京，任了太史院的校书郎。

　　太史院即后世的钦天监，掌管天文观测、历法修订，有点儿像现在的科学院。元代最伟大的科学家郭守敬就在太史院工作，他奉元世祖忽必烈之命修订新历，负责天文仪器的制造和天文观测，终于在1280年修成了古代最优秀的历法《授时历》。我们没有材料证明杨恒参与了郭守敬的工作；但史载他曾奉旨撰《仪表铭》和《历日序》，以文辞典而受到了皇帝的褒赏，赐钱不受，升迁为秘书监丞。所谓《仪表铭》，当是为郭守敬所研制的简仪、高表、候极仪、浑天象等十二种新仪器而作；而《历日序》应就是《授时历》的序文。太史院和秘书监都是高级学术机构，可知杨桓是有高深造诣的学者型人物。

　　杨桓又是一个有相当政治头脑的人。他后来升任监察御史，这是负责分察百官，纠弹行政过失的职务。至元三十一年（1294）正月，元世祖忽必烈去世。这时候有人得了一方玉印，但不识其文字。杨桓看了说，这是一方传国宝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他于是写了一篇文章，详述玉玺的来龙去脉，献给了皇后，认为玉玺的出现是极大祥瑞。不久，皇太孙铁穆耳即位，是为元成宗。接着，杨桓上了一个有二十一项内容的疏，详述了他对当时政治的看法，内容涉及行政、经济、吏治、教育、文化、刑法等方面，提出了很多建议，如“访问时政得失”、“省内外冗员”、“讲究钱谷以裕国用”、“罢行用官钱营什一之利”、“为治之道宜各从本俗”等内容，都是识见深刻，切中时弊的，确实是经过认真的调查和深入思考得出的结论。这些建议大部分都得到了采纳。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杨桓不是一个学问的无聊文臣，而是一个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的政治家。他的有关玉玺的上疏，其实是为了他施展政治抱负铺平道路。

　　后来杨桓还曾参与过《大元一统志》的编修。朝廷又召他任国子监司业，大约相当于后来的国立大学副校长。他未能赴召而卒，年66岁。

　　杨桓为人孝悌宽厚，素有贤名。他在京城做官，把兖州原籍的家产全部让给弟弟杨楷，时人称之。他又是一个有相当成就的文字学家和书法家，著有《六书统》、《六书溯源》、《书学正韵》等。现在能见到的他的书迹，有一篆书的《李太白酒楼记》碑贴。此碑原在济宁，久佚，仅有拓本传世，现已由济南出版社影印行世。另外，今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元三家书无逸篇》中的篆书部分是杨桓所书。黄淳在《中国书法史·元明卷》中对其有评论说：“自汉以降，鲜见如此规模。”评价是相当高的。

　　王思诚（1290—1357），字致道。其家在嵫阳南砂堆社，即今兴隆庄镇陋地村。他出身于农家，他的祖父王佑对他读书很不以为然，曾说“儿大，不教为力田，反教为迂儒耶？”意思是农民出身就该安分努力地种地，读书成书呆子有什么好处？但是王思诚自幼嗜书如命，又极为聪明，七岁时已能背诵全部《论语》。后来，他拜汶上大学者曹元用为师，学问大进，中至治元年进士，那年他三十一岁。入仕后做过管州判官，国子助教，翰林院编修等官，至正二年拜监察御史。

　　王思诚任监察御史后，连续向皇帝上疏，表现了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例如当时京城一带连年自然灾害，旱蝗洪涝相继发生。他除上疏请求给予赈济救治外，还指出这些天灾的发生是因为人间有太多的冤屈：“尝闻一妇衔冤，三年大旱。往岁伯颜专擅威福，仇杀无辜；郯王之狱，燕铁木儿宗党死者不可胜数，非直一妇之冤而已，岂不感伤和气耶！”这里虽然是唯心迷信的说法，但不难看出，王思诚是在利用传统说法的掩盖下为民请命。又如他到檀州，发现那里官营的采矿炼铁工人生存环境极为悲惨痛苦。他们都是在押犯人，戴着脚镣，因为矿已停止开采，有司停了他们的供给，他们竟至啮草饮水以活，已有三十余人死去，濒死者又数百人。而监狱当局却胡乱编造些生病用药的记录，掩盖实情。王思诚说：“夫罪不至死，乃拘囚至于饥死，不如加杖而使速死之为愈也”，即与其让他们受这样的罪，还不如干脆就打死他们更好些！因此他建议对监狱瘐死犯人者应该治罪。还有，元初时候朝廷曾规定有专门负责运输粮食的坝户、车户和粮户，四十多年过去了，车船数已减少了一半，而运输任务却增加了一倍以上，弄得“一夫日运四百余石，肩背成疮，憔悴如鬼，甚可哀也。”他建议调其它地方的人户作补充，以做到“劳逸相资”。这些意见大都得到了采纳。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王思诚是一个充满爱心和人情味的官员，这是难能可贵的。

　　王思诚还善于断狱审案，多所平反。如在河北时，有多人联名告松州官吏，说他们诬良为盗，意图贿赂。官府逮捕了二十三人，但这些官吏喊冤不已。王思诚经过了解，才知道这是一起冤案。原来官吏中有一人曾抓过一盗，打了半死，这盗意图报复，方设此计陷害。王思诚反复对勘，终于弄清真相，逮捕了诬告者。在丰润县，他在狱中见一少年犯人，已是奄奄一息了，询问之下，才知这少年其实是被强盗欺骗裹胁的百姓，而地方官吏昏庸，屈打成招，竟治其罪。王思诚为他昭雪，又治了官吏之罪。在武乡县，他看到迎接他的监县行踪可疑，便私下对人说，此人必是赃吏。果然不一会有人来喊冤，王思诚说，“你是来告监县夺你的马的吧！”那人说是，别人称奇，王思诚说，“这监县穿破衣而骑骏马，非诈而何！”讯问之下果然如此。

　　王思诚又是一个扎扎实实干事的官吏，他反对虚文浮词，只愿为百姓多办实事。他曾任河间路总管，所属真定境内的磁河连年决口，淹没农田村舍，百姓们流离失所，情景悲惨。但地方官吏因循推诿无所作为。王思诚到任后，亲自勘查水势地理，制订方案，征集民工昼夜施工，仅一月时间就堵上了决口，又修夹堤长十余里，堤上种树，河滩种庄稼，当年就获丰收。当地百姓对他十分感谢，呼为“青天”。正好这时候有人在田中发现了“嘉禾”。所谓嘉禾，其实是农作物的自然变异，如一茎多穗之类，但历来都被附会为是一方政治清明天降的祥瑞，也无疑成了地方官向皇帝邀宠献媚的好机会。王思诚一贯反对沽名钓誉，坚决制止向朝廷报告。

　　陕西省有官员向朝廷提出一个方案，说是凿开黄河三门峡一段大山，可以打开河南和陕西的通道。这样的工程，在当时生产力的条件下，简直是一个神话，然而很多官员投皇帝的好大喜功之好，又怕得罪上司，谁也不愿说破。皇帝便下旨让王思诚会同陕西河南二省官员考察。这些官员们畏惧险阻，想以虚言浮词应付，王思诚大怒道：“当官的自欺欺人，怎么能令下属和百姓信服，又怎能对得起朝廷？诸君如怕苦就请在此少等，我自己是要亲自去考察的！”那些圆滑世故的官员们看见他发了怒，一个个惶恐无言跟他考察。那河滩上乱石硌落，山上小径崎岖，根本不能骑马，有时还要攀藤附葛，人人都弄了一身大汗，整整三十里，搞得那些官员们一个个狼狈不堪。然而终于得出了结论，所谓打通两省通道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计划。王思诚奏报朝廷，此事遂作罢。

　　至正十二年（1352），王思诚已是六十多岁。朝廷又任他为陕西行台，他以老病为辞，不允。这时候，红巾军起义已是如火如茶，攻下了陕西的一些州县。当时陕西危急，官兵无力打败义军，王思诚建议请驻河南的名将察汗贴木儿到陕西为援，但陕西驻军害怕客军来了会对自己不利，持反对态度。王思诚力排众议，指出河南陕西二省相互为唇齿的关系，终于调河南之兵力解了陕西之危，表现出王思诚卓越的政治才能。

　　王思诚在陕西任职五年，多有建树，后来朝廷看他确实年事已高，不宜再在外省奔波，乃任为通议大夫，国子祭酒。他接命回京，走到河南地方，旧病复发，逝于客舍之中，终年67岁。

　　王思诚死后，朝廷谥“肃献”，安葬于故乡南砂堆社祖茔。他及其父、祖、曾祖的坟墓、墓碑，文革前尚存。他的著作未见流传，仅《滋阳县志》、《曲阜县志》上录有其所撰碑文数篇。（选自樊英民著《兖州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