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尤其是其中晚期，政治十分黑暗。对于处在水深火热中的百姓来说，想改变自己的命运，除了造反，只能寄希望于多出几个清官。所谓清官，是指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官吏，他们尽力为百姓做事，往往因此而得罪权贵，下场悲惨，但亦无怨悔。用鲁迅先生的话说，他们是中国的脊梁，是泥塘里的光芒。明代最著名的清官是海瑞，他也到兖州来过，并题写“忠君孝亲可以格天”八个大字于此。后人刻石立在府衙前边，人称“忠教碑”。

　　关于对海瑞一类人应如何评价，以及中国人何以有如此强烈的清官情结，是曾引起过激烈争论的话题。这里无意介入这个讨论，只是想指出，他们的所作所为，尽管是建立在“忠君孝亲”的封建伦理基础之上的，但其忠于职守、不畏强权的人格力量，仍是应被尊重和表彰的。

　　《兖州府志》和《滋阳县志》均有《宦绩志》，志中所记皆为“循吏”，也就是俗说的清官。但文字都十分简略，多为概念化的褒扬之语，如公正廉明、爱民如子之类。事迹也外均赋役、兴学校、修水利、平狱讼之类，有的还掺入了“祷雨辄应，驱蝗顿除”一类迷信，令现代人读了失笑。我们即使不怀疑其真实性，单凭这些记载也难以得出明确印象。因此本文不再作逐一介绍，只据有关材料，选择两名兖州知府、四名滋阳知县作以介绍。

　　卢　熊　字公武，江苏昆山人，洪武初年任兖州知府。他在元末曾任过训导一类小官，元亡后本打算以学问著述终一生，但明初有令，所有元故官都要为新朝服务，他便被强迫着进京做了中书舍人，后又被委任为兖州知府。当时战争刚过，兖城残破，百废待兴；兖州又刚升为府，修建皇城，疏浚府河等一系列工程十分繁剧。卢熊在安辑流亡、发展经济、恢复生产、组织施工等方面都出了大力。他本来就是一个学者，是元代大文人杨维桢的弟子，著有《说文字源章句》、《鹿门隐书》等，还编过《兖州志》，可惜没有流传下来。他精通文字学，却不懂“做官学”，不但不会逢迎上司，阿庚权贵，还十分认死理儿。有一次他偶然发现朝廷颁发的官印上兖州的“兖”字误成了“衮”字，便较真起来，给朝廷上疏指出，希望纠正过来，不断惹得皇帝龙颜大怒。朱元璋自己没文化，最受不了文人的指三道四，他见了卢熊的疏后，说：“秀才无理，便道朕滚理！”竟因此而借故把卢熊杀了。抄卢熊的家时，原以为会有金银财宝，其实仅破箱子里的几件麻布衣服。皇帝听到都有点后悔了。

　　成　德　字元升，山西霍州人，崇祯初以进士任滋阳知县，他生性正直耿介、嫉恶如仇，又爱民心切，生怕治下的百姓吃亏。当时朝廷不断有令增加赋税，成德不象其他官员那样唯唯诺诺，他总强调百姓有困难。这种态度弄得兖州知府老大不高兴。成德又从来不买知府的帐。知府手下的亲信吏员、恶奴豪仆，惯常要狐假虎威地斯压百姓，遇到这类事，成德处理时总袒护百姓一方，而毫不给知府面子，有一次还抓捕了知府的一个亲随。这样，兖州知府就对他有了极深的恶感。

　　当时朝中当权者为大奸臣温体仁。此人阴险狠毒，专门网罗亲信，排挤陷害正直的大臣。著名大臣文震孟，是成德的座师，他在朝中威望很高，却因得罪了太监魏忠贤而被免官，后来又被召回京城为皇帝讲经。文震孟入都时路经兖州，成德远迎到郊外，执以弟子礼，表达了他对文震孟道德文章的极大崇敬。而文震孟正是温体仁的政敌。这一切，都被兖州知府看在眼里。

　　不久，温体仁的党羽御史禹好善到了兖州。知府乘机向禹好善说成德的坏话，又无中生有地说他贪赃虐民。禹好善回京后上疏弹劾成德，朝廷立刻下令逮成德入京治罪。滋阳百姓闻讯后，自发地组织起来，推代表远赴京城，跪在皇宫外面为县令鸣冤。成德在押解途中写出长篇文章，历数温体仁罪恶，但递上去后，禹好善却说此文出自文震孟手笔。其实文震孟此时又已离京，根本没有和成德见面的机会，但崇祯帝此时正讨厌文震孟，竟然相信。

　　成德被押在刑部大牢里。他的母亲张氏生性刚烈，她守候在大街上，等到温体仁的轿子经过，就上去大骂“奸臣”，又向轿子乱扔石子瓦块。温体仁虽恼怒，却也无可奈何。崇祯专门拨兵士50人为他作护卫，又把成德移到镇抚监狱，严刑拷打，成德仍不服气，继续申辩。最后判他午门外杖六十，然后流放边疆，还要他赔偿所谓赃银6000两，成德家贫无银，妻子刘氏忧急而死。

　　《滋阳县志》载有成德作的一首诗：“出山已定盟心语，作令须思遣戍时。但卷琴书赋归去，莫因徇禄乞身迟。”意思是只要打算作官，就要先有被贬谪遣戍受打击的思想准备，否则就干脆归隐田园琴书自娱算了，不要为贪那点俸禄迟迟不离开官位！这诗既表达了他的志向，又仿佛是他一生的谶语。他在戍所一共待了七年，温体仁倒台后，才被召回京任武库主事。回京后他又上疏皇帝，指斥朝政，言辞激烈。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的大军攻下北京城。成德不知皇帝情况，不顾危险地赶到午门外。当知道皇帝已自缢而死时，就伏地大哭，又拿鸡酒闯到皇帝灵前祭奠，磕头磕得鲜血满面。哭着回家，见到尚未出阁的妹妹，伤心地说：“我死之后，你依靠谁呢？”妹妹说：“那就让我先死吧。”成德一面哭一边看妹妹自缢，然后到内室去见过母亲，出来便从容自缢。他的父亲早在此之前的一次清兵攻城时死去，一个孩子寄养于友人处。成德一死，家中已无他人，他的母亲也自杀了。至此，全家均殉于所效忠的明皇朝。

　　尼　澄　字登甫，河北钜鹿人，崇祯中任滋阳知县。他才干精敏，办事雷厉风行。当时鲁府及其宗室骄纵，根本不把王法放在眼里，已在几任地方官因得罪鲁府而被逮，如知府童旭，知县王厂干 （这将在后文介绍）。尼澄采取的态度是平和坦夷，不卑不亢，尽量避免和他们的正面冲突，而自有一种凛然不可犯的气度，竟使他们对他有了几分畏怯。崇祯十一年（1638）冬，清兵大举进攻山东，形势十分危急。尼澄率人作迎战准备，而一些豪门子弟却依然高冠方袍，整日嬉戏游乐，不肯积极参与城防及助饷活动。还说什么他们天潢贵胄生来就是享福的，守城捍敌不是他们的责任！尼澄严肃地对他们说：“敌人已经入塞千里，不日可薄兖州城下；现在正是要大家齐心协力、同舟共济的时候，难道你们甘愿把自己的老婆孩子财产庐舍委之虎口吗？”尼澄亲率百姓加固城墙，疏浚城壕，整治兵甲，储备粮草，把兵士及百姓组织起来，分班轮流守城。不久清兵来袭。清兵一出现，场面上箭石如雨，火器轮番发射，清兵竟不能攻下。尼澄还组织兵士不时地以奇兵出城袭击敌军，杀伤俘虏了很多清兵。五天以后，清兵只好撤走。事后得知，清兵这次南下，在山东境内杀掠极为疯狂。尤其是攻下济南以后，同为藩府的德王府被洗劫一空，世子朱由枢被劫走，皇亲国戚死伤很多。当初怨恨尼澄的皇族们不禁后怕了，他们感动地说，尼公实在是救命恩人！

　　尼澄在发展兖州文化教育方面也颇多善政。他在城内发起组织了两个文社，一个叫乐颜斋，一个叫清藜馆。集合了一班有志学的青年，在一起研讨学术，他本人也经常前去督导讲授。这两个文社造就了一大批知名文人。

　　崇祯十三年（1640）是大饥荒，尼澄竭尽全力抗灾救荒，他不仅捐出自己仅有的积蓄，还广为募捐，在城里开设粥厂和专门收养孤儿的慈幼厂，救活人命无数。后来尼澄奉命调离滋阳，百姓们想起尼县令的种种好处，不愿放他离开。他们集资为他立了德政碑，碑文出自范淑泰之手。

　　兖州自从成了鲁藩的封国，鲁王及其子孙后代、皇亲国戚就成了这方土地上的特权阶层。他们往往自恃身份的高贵而为所欲为，甚至鱼肉乡里、残害百姓。最典型的例子是端王朱观火定         。他是庄王朱阳铸的曾孙，因为庄王在位时间长，世子世孙均先他而死，庄王死后就由他袭了王位。当地他年纪还小，除了无知，又生性乖戾残暴，这就给他手下的官员亲信如典膳秦信、引礼张容等一班奸佞之徒的为非作歹提供了机会。他们教唆引导他，在鲁府之外修了著侈豪华的离宫，整天和一班无赖少年淫乱胡闹于其间，甚至男女裸体共浴，或者射箭伤人取乐。左右有敢于私下议论者，可以立刻拉出去打死，有截耳、挖眼、割唇种种骇人听闻的刑罚，还恢复了古代著名的酷刑“炮烙”，即把人放在烧红的铜柱上活活烤死。秦信等人仗着他的宠信，更是无恶不作，他们夺人妻女、霸人财产、残害无辜，种种恶行令人发指。一时之间，兖州成了人间地狱，人人自危，生怕落入这帮恶魔的掌心。他有个祖父朱当氵忽     ，封为馆陶王，也是个淫暴之徒，不知怎地和他发生了矛盾，便向嘉靖皇帝检举了他的种种劣迹。他在秦信等的操纵下也反唇相讥，揭发馆陶王，在相互的攻讦中，双方罪恶均被揭露无遗。朝廷派了刑部左侍郎杨志学等人来兖调查，最后的处理是诛杀秦信等人，而念端王年幼，处以革俸禄三分之二；馆陶王革三分之一。

　不难看出，他们罪恶的被揭露，是狗咬狗的内部争斗的结果。否则，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的恶行才会被制止。自古虽有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的说法，但现实生活中并非这样，除了皇帝的公开袒护包庇，地方官对王府皇室及恶奴豪仆也是趋奉唯恐不及，谁敢和他们对着干？不过，也并非所有地方官都是这样，如下边介绍的兖州知府童旭和滋阳县令张环、王厂干 。

　　童　旭　正德时候任兖州知府。此人生性耿直刚介，他对鲁府中人的骄横不法十分愤怒，遇有兖州地方百姓和鲁府发生纠纷，处理起来他总是站在百姓一边，这令鲁庄王朱阳铸十分恼火，便伺机报复。时代制度，宗室藩王虽不得干预地方行政，但可以对地方官进行监督。正德十一年（1516），童旭知府又一次禁治了朱阳铸的亲信，朱阳铸大怒，便向朝廷上奏章弹劾童旭，说他在兖州贪脏枉法，种种不是，必欲除之而后快。朝廷便派了刑部郎中盛茂，锦衣卫副千户蓝华会同山东镇巡官来处理此案。他们来兖州就逮捕了童知府。童旭不服，上诉，而且对鲁府的种种不法行为进行揭露，使得鲁王穷于应对，十分尴尬。最后皇帝有旨：“旭奏辩明，且干王府人众，姑存大体，皆已之。”意思是童旭的辩解已足以证明自己的清白无罪，他揭露了鲁王府很多人的很多丑事，这有损皇室体面，双方就都停止吧！于是放童旭出狱，改调其他地方任职；并赐书对鲁王“戒饬”，即提出批评。

　　

　　张　环　字德润，山西垣曲人，正德末年任滋阳知县。县志记载他的事迹，最重要的一条是他处理的与鲁府有关的一起案件。鲁府的引礼官宋应昌和典史高凌霄两人狼狈为奸，依仗鲁府权势横行霸道，民愤很大，百姓们敢怒而不敢言。张环在掌握了充分的证据后，下令逮捕了宋高二人。起初二人还满不在乎，后来看张环动了真的，方才慌了，便托人向张环求情，又送去重金贿赂，以求减刑。张环不为所动，终于将二人绳之以法。

　　童旭和张环刚正不阿，敢于和鲁府斗争，并且都得以成功，有个圆满结局，实在难得。这里面是否有其他因素作用，由于历史记载的简略，我们无法猜度；但其藐视权贵，为民作主的精神是值得赞颂的。而稍后于他们的另一位滋阳知县王厂干  ，便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王　＊　初名泽久，字春脚，河南南阳人。他自幼聪明绝顶，读书过目不忘，而又性格诙谐幽默，时常会有些出人意外的举动，和他接触的人，往往认为他是一个不拘小节的狂士。他于天启七年（1627）乡试考中举人，自料会试中进士如探囊取物。进京以后，才知道这一科的主考官是吏部尚书施凤来和礼部尚书张瑞图。他们两人虽然都官高爵显，名声很大，但人品低下，投靠在权倾朝野的宦官魏忠贤门下，令正直士人不齿。按当时规矩，如果在此科中进士，便要终生认他们二人为座师，王厂干 感到这是一种耻辱。于是在考试时，他有意在策论的试卷中违反规定，引用了戏曲《牡丹亭》中的典故。果然，评卷官十分欣赏他的八股文和诗赋，而在阅到策论时，竟发现了“李慧娘”、“柳梦梅”等名字，不禁大怒，在卷子上加了“丧心病狂”四字的评语，他果然名落孙山。不久，朝廷清查魏忠贤党羽，施凤来和张瑞图均受牵连（二人在《明史》中入《阉党传》），至此人们才认识到王厂干  是在佯狂嬉笑掩盖下而具有政治远见的人。后来，王厂干  于崇祯四年（1631）又进京会试，顺利地中了进士，分发到了山东兖州任滋阳县令。

　　明代末年，社会的动荡混乱已经十分严重。灾荒频仍，水旱兵虫相继，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滋阳为兖州府的附郭县，赋税很重，鲁王府的皇帝国戚王孙公子又骄横不法，这都使王厂干  面临着很严峻的局面。但他是一个非常有事业心的人，上任之后，锐意兴利革弊，种种措施，深得民心。但他的很多计划还没有来得及实施，便因一个案件被推下了万劫不复的痛苦深渊。

　　这个案件就是鲁府宗室朱寿镕杀死了他的侄辈的朱以氵篡      。事情过程现已难考，反正是发生在王厂干  到职以前很久，因为原告被告双方都是皇族，处理起来很棘后，所以前任滋阳县令因循推诿，经年都不能结案。王厂干  到任后，衙门中的胥吏们以这个案子给他出个难题，想看看新来的县令敢不敢碰硬；而王厂干  也书生气十足，不懂得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应拜会鲁王府和有关上司，搞好关系，以求庇护，而是记起了贤吏就应“案无留牍，狱无羁因”的古训，所以胥吏们一提起这个案子，他就决定立刻审理。审理那天，因为事涉皇室，鲁王朱寿钅宏  也参加，坐在正位上；鲁府的左右长史分别坐在两侧，县令王厂干  和左长史并肩而坐。奇怪的是，开堂后带上来的犯人并不是杀人凶手朱寿镕，而只是与此案有关连的左邻右舍，王厂干  看不明白，连声高喝带凶手上堂。等了很长时间，不见凶手的影子。原来是朱寿镕以五十两银子向鲁府左右长史行贿，办了个“保外就医”。在王厂干  的一再追问下，他们才不得不把朱寿镕带上堂来。却见他峨冠博带，衣履整洁，而且态度佯佯不睬，趾高气扬，和那些披枷带索的领导们形成鲜明对照。

　　王　＊  看到这种情况，不禁不怒：就算你是皇族，天潢贵胄，身份特殊，可也不能藐视大明三尺王法，杀人偿命，自古皆然。今天先不判刑，先打打你这嚣张的气焰。于是喝令：“先打十五大板，再解下那些邻舍的刑具给他带上！”于是衙役们一声吆喝，把朱寿镕打得鬼哭狼嚎；又戴上大枷脚镣，扔到牢里。

　　王　＊  当堂对朱寿镕又打又枷，都是当着鲁王朱寿钅宏 的面干的，这怎能不使鲁王怒火中烧！朱寿钅宏  ，死后谥宪王，在位达35年之久，从《明实录》的一些记载看，他是一个十分有心计和手腕的人。例如他频频给朝廷送礼，仅送名马金鞍就有三次，又曾捐金助工；而山东巡抚也常常向朝廷上表章说他的种种好处，这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至少可以证明，他是一个无论在朝廷还在地方都很玩得转的人，而这个滋阳县令上任未及一个月，不仅没有向他表示投靠之意，反而当前打枷皇族，这岂不明明是向王府挑战吗？朱寿钅宏  绝对咽不下这口气，他要报复。

　　朱寿钅宏  并不自己出面，而是指使山东巡按御史写奏章弹劾王厂干  ，罪 名是“擅刑宗室、激变地方”。八个字的罪名，前四字是真，后四字是假，而重点在后四字，前四字只是陪衬。朱寿钅宏  的阴险就表现在这里：当时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已是如火如荼，朝廷最怕的就是地方发生聚众揭竿而起的事。“激变地方”四字正好打中了朝廷最敏感的神经。于是，朝廷立刻派了锦衣卫来兖州逮捕王厂干  。

　　而此时的王厂干  还蒙在鼓里。他正在准备材料判处凶手朱寿镕以刑罚，不料鲁府长史却暗中鼓动宗室们，在光天化日之下从牢里把犯人劫走了。王厂干  找鲁府理论，鲁王朱寿钅宏  理也不理，还把王厂干  扔在一个废粪抗中，以此对他进行羞辱。王厂干  已经毫无办法，只好提出辞呈，要求去官。滋阳百姓闻讯后纷纷具状为王县令请愿。而这时，京城派来逮捕王厂干  的锦衣卫快马飞骑已经到了兖州。这天是崇祯四年七月二十日，距他六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二十天多了一点。

　　滋阳百姓听说朝廷捉拿王厂干  ，奔走相告，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聚集了几千人。他们情绪激动地来到了县衙前（在今六中以西），汹涌如潮，人声鼎沸，附近的几条街巷为之堵塞，使来捉人的锦衣卫官兵无法前行。从凌晨直到傍晚，人越聚越多，很多百姓放声大哭，只哭得天地惨黯，日月无光！他们有的历数王县令的好处，有的痛骂鲁府奸佞小人，还有几百人团团围住锦衣卫官员，跪在地上求情；“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好县令受苦，王县令是好人，王县令才来了二十天，王县令冤屈！”连锦衣卫官员都被感动得掉泪了。而这样万人空巷的场面，恰恰又给鲁王所捏造的“激变地方”的罪名提供了证据。正如后来王厂干  在狱中写给崇祯皇帝的上书中所说：“……曰‘地方有变’，夫地方亦幸而无变也！假不幸当时有侠如郭解、剧孟者流、愤诸宗之强梁，泄蓄怒以因众，……敢忘死请陛下，当谓谁是激之？”

　　王县令终于还是被押上了囚车。不知道是谁带头，有人向王厂干  的车内扔钱，这立刻引起了百姓的响应，于是人们纷纷拿来了钱、食物、衣服鞋袜，把这些东西塞满了囚车，他们用这种方式给王县令送行。有很多衣衫褴缕囚首垢面的穷人也不甘落后，甚至盲人、乞丐，都尽其所能地拿出钱来，希望能为王县令做点什么……

　　王　＊  被押到京城后，下在大牢里，鲁府打通关节，必欲判他死刑。幸亏有朝中的正直官员据理力争，最终被判处流放到睢阳卫（今河南商丘）。但王厂干  毕竟是王厂干  ，他被流放的时候也要表现得不同寻常：他把自己的车披上大红的车衣，自己带上鲜红的头巾，以此表示自己的冤屈；而且，车上还插两面红牌，上书“钦戍睢州”四个大字，仿佛不是流放的罪犯，而是赴任的官员。

　　王　＊  在戍所一直待了十年，最后死在那里。他多次上书自陈冤屈，都无人理睬。他最后一次的上书如今还能见到，在历数自己获罪经过后，他说：“臣以廿日县令，为诸宗窘辱，其逮也，士民数千人攀辕痛哭……窃谓尽得令如是，与之理天下足矣，又何多诛焉！”充分体现出对自己行为的无怨无悔。文中又说：“近患呕血之疾，药石无功……贫病交侵，理鲜老寿。”要知道他当时只有34岁（一说29岁），又本来是一个那样开朗风趣的性格，是巨大的冤屈和痛苦，摧垮了他的身体和精神！《滋阳县志》记他是“佯狂病卒”，其实那不是佯狂，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不那么附合世俗习惯而已。有记载说他在戍所时，有一次亲戚请他吃饭，他头戴金冠而去。席间凝然端坐，一言不发；中间忽然跑到戏班那里，穿上旦角的戏衣，粉墨登场“歌旦曲二阙而去。连同前面曾介绍过的他的种种所谓狂诞之举，说穿了也无非是性格的特立独行，如果在一个正常健康开放宽容的社会环境里，也许只会被认为是诙谐，是幽默，顶多说他是出风头，有意吸引人们的眼球。但王厂干  不幸处在中国这们的文化背景里，又不幸是在不可一世的鲁王朱寿钅宏  威焰下的兖州做了个小小的县令，他就成了某些人眼中的一个异类，他的悲剧也就成为不可避免。他的满腹经纶和拯世济民的壮志都没有用，20天的县令、十年的流放，最后悲惨地死去。王厂干的悲剧实在令人同情。（选自樊英民著《兖州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