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介绍明代兖州官吏时，谈到了鲁府子弟的骄纵不法情况。下边介绍的这个案件，反映的是皇室子弟生活的另一个侧面，即他们虽然高爵厚禄，却时时处在高度不被信任的情况下，随时有可能成为朝廷猜忌的对象和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遭到悲惨的下场。

　　归善王朱当沍是鲁王朱阳铸的幼子。他生性强悍，喜欢玩枪弄棒。正德七年（1512）时，有“响马”千余骑从邹县来到兖州，在东门外安营扎寨，攻打城门。归善王率人守城，以飞箭射退了攻城者，因此受到鲁王褒谕，从此他更加喜欢练武，以健勇骠悍而闻名于当时。这在以醇酒妇人醉生梦死为时尚的皇族中无疑是很另类的。

　　归善王曾和府卒袁质、赵岩一起比赛射箭。袁质胜了，归善王就赏赐他，还一起渴酒玩耍。袁质和赵岩都是东平人，还有一个梁谷也是东平人，梁谷在乡做事凶戾，行为不检，是有名的恶少，他们三人在一起经常狐假虎威，伏势欺人。后来梁谷进京做了官，任吏部主事，地位一变，就开始讨厌袁质、赵岩了。正德九年（1514）的某天，梁谷和另两个在京的老乡西风竹和屈昂一起喝酒闲侃，那西凤竹和屈昂和袁质、赵岩也有矛盾，席间就谈二人整天舞枪弄棒，难保没有想谋反的嫌疑。梁谷也有一个仇人叫高乾，是鲁王府的护卫千户，梁谷一直想找机会报复陷害高乾，现在听到西凤竹和屈昂的话，觉得真是天赐良机，就把他和西凤竹他们闲侃中编造的话里又加进一个高乾，添油加醋，编造出了一个高乾为主谋，袁质、赵岩为协从聚众数千人，阴谋造反的故事，又有一个叫刘昂的和千户王瓒有矛盾，也乘机诬王瓒参与其事。梁谷向上司吏部尚书杨一清作了回报，一场谓谋反大案由此而起。

　　因为高乾和王瓒都是掌有兵权的人，这事引起了当时兼任总制三镇军务的杨一清的高度重视。他不敢怠慢，连忙向皇帝回报，同时赶快部署，密令兖州四周的济南、徐州以至德州、大名的军队严阵以待，密切注视兖州动静。同时，朝廷又派员到兖州调查处理，一时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形势十分紧张。

　　鲁王府的长史名叫马魁，是一个十分阴险狠毒的家伙。长史俗称相国，是王府官属中地位最高者，颇有权势，连鲁王也要让他几分的。有一次，归善王朱当沍看中了一个叫李志的护卫，想收作亲随，便托马魁去向自己的父亲鲁王说说。谁知马魁对一向不买自己帐的当沍素无好感，他不但不帮忙，反而私下挑唆鲁王，找个过错狠狠地把李志处分一番，又将他贬为乐工。这件事令当沍大为恼火，他喝醉酒后气冲冲地去找马魁问个究竟，扬言要用绳子把他捆起来毒打一顿，出此恶气。马魁好汉不吃眼前亏，躲了起来。鲁王朱阳铸知道了此事，责备儿子不要无礼，当沍不服。在父子的争辩中，意气用事的当沍恨得说宁可造反也不能受马魁的鸟气！这本是他酒后的气话，却被马魁抓住了把柄。

　　不久就发生了所谓高乾和袁质、赵岩“谋反”的案。马魁想起了当沍曾和袁质、赵岩一起射箭喝酒的事，觉得报复的机会到了，便在鲁王面前大肆渲染，说归善王才是高乾一伙的主谋。又说归善王曾明说要造反，到现在还私藏着兵仗武器（明代有明令禁止宗室子弟私藏武器），这不是想造反是什么！马魁讲得活灵活现，所谓“谣言千遍成真理”，竟弄得鲁王也渐渐信以为真。

　　在任何时候，谋反都是统治者最重视的头等大案，更何况正德年间更非其他时候可比。那时候太监刘瑾当权，朝政黑暗腐败，各地的谋反者已是此起彼伏。所谓谋反有两种情况，一是被苛政逼得活不下去揭竿而起的农民，如正德五年（1510）起义的刘六、刘七，还有前边提到的攻打兖州东关的“响马”；另一类则是打着“清君侧”旗号的藩王皇室，如也是发生在正德五年的安化王在宁夏的谋反，历八十多天才被平定；后来酿成大变的宁王朱宸濠案（在南昌）此时也已初露端倪。那时候人们的神经似乎特别脆弱，一点儿风吹草动都能引起朝野的恐慌，而诸藩及宗室子弟更是首先怀疑和严重提防的对象。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鲁王朱阳铸为避杀身之祸，终于向朝廷检举了当沍，亲手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送上了不归之路。

　　朝廷派了司礼太监温祥、大理寺卿王纯和锦衣卫指挥韩端亲来兖州按问此案。他们来到后立即包围了归善王的府第。经时当沍正在睡觉，他蒙在鼓里一无所知，就被人捆绑起来。他大声地责问，强烈地反抗，但都没有用。在后来的审讯中，要他交出私藏的兵器，他才明白，原来是当时他率众抗拒攻城的“响马”时，曾借过鲁府护卫的盔甲弓弩等物。这真是令他啼笑皆非，莫名其妙。

　　本来，这个所谓的谋反案就是由一些流言蜚语和恶意中伤造成的。无论是梁谷攻讦高乾，还是马魁诬陷朱当沍，全都是出于极卑鄙阴暗的心理和丑恶动机的信口开河、任意胡云，完全经不起理性的分析和认真的查证。现在一经调查，立刻漏洞百出，弄得案件一时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此地马魁认识到，所谓高乾、赵岩、袁质的“谋反”，即使能坐实，因为他们地位都很低，也不符合人们潜意识中所设定的宗室谋反。当然他更害怕事情一旦闹穿，自己难逃诬陷宗室的死罪。所以必须一不做二不休，一定要设法坐实归善王谋反的说法。于是，他指使一个与自己一直关系密切的陈环，又找了一个叫李秀的江湖术士，三个人谋于密室，绞尽脑汁，共同编造了一个归善王谋反的故事，绘声绘色地向前来问案的官员报告。

　　在这里有必要说明为什么要找一个江湖术士。术士即巫祝占卜之流，他们妄称会看相观星，往往以某人有天子之相、某地有天子之气为辞，蛊惑人心。在封建时代，这类“理论”很有市场。朱棣当年起兵时就听过术士袁珙、道衍的话；安化王起兵时有术士王九儿；朱宸濠谋反则有术士李自然。马魁制造伪证要找个术士李秀，为的是编谎编得更像些。

　　马魁苦心布置，觉得万无一失，但毕竟做贼心虚，就又写信给审讯此案的太监毕真，还又送上一份厚礼，要他务必坐实当沍谋反的罪名。他以为自己这样运筹帷幄，弄得天衣无缝，一定是胜券在握了，岂知正应了“聪明反被聪明误”、“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那句话，毕真逮捕了陈环和李秀，一经审讯，两人都说出了马魁如何要他们作伪证的真相。于是毕真也公布了马魁向自己行贿的事情，以马魁、高乾等当堂会审，终于真相大白，证明了归善王是无辜的。

　　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案竟是如此结局，大大出人意料，也使得希望以破此案而邀功的人大所望。我们知道，正德时的朝政完全掌握在一些无恶不作的人手中，皇帝朱厚照是历史上著名的昏君，他在位几十年中，先宠太监刘瑾，后宠江彬、钱宁，造豺房于大内，日日厮混其中。查《武宗本纪》，归善王案发生时，他正因在豹房内斗虎取乐而受伤，不上朝理事。其实，即使上朝他也一样听一些小人的胡来，完全不去管什么正义和法理。朝臣中的正直者早被刘瑾等迫害殆尽，其余人个个畏惧惶恐，生怕一言之差丢官掉脑袋。现在归善王的无辜已是真相大白，却无人为他仗义执言，最后还是以“违祖制私藏兵器”之罪，判夺去爵位，废为庶人，送往凤阳高墙内禁闭终生。

　　对此案其他人的判决是：马魁以诬妄罪斩首；西凤竹、屈昂流放口外；其他如袁质、赵岩等或监禁或流放；山东镇巡及三司官员也因失察之罪而被夺俸。惟独此案中最关键的一个人物梁谷被无罪释放。梁谷是此案最早的发起者，他为陷害高乾而告密，才给了马魁陷害当沍的可乘之机。他的罪过至少应和马魁相同。因此，当判决结果一公布，舆论大哗。御使李翰臣首先上疏，要求治梁谷之罪，结果是李翰臣被治了罪，理由是他“为叛人掩饰”。又一个御史程充又上疏，说梁谷“鼓煽流言，死不蔽罪”，但现在却“纵首恶而谪言者，非国体”。这里的首罪自然指梁谷，言者指李翰臣。在封建制度中，御史是负有监察弹劾之职的“言官”，正常情况下，皇帝是一般不治言官之罪的。程充他们前赴台继，仍然无效，结果是“不报”，即奏章被压下，置之不理。

　　分析不治梁谷之罪的原因，当是因为他是此案最早的告密者。明代是典型的特务政治，从朱元璋起就设锦衣卫，东、西厂，此后代代相沿，全凭一帮无耻的走狗到处刺探情报来维护皇权统治。当局奖偿的就是梁谷这样的告密者，即使告错了，也不肯打击其“积极性”。于此可见明代政治黑暗之一斑。

　　当沍被判刑后，他本人并不知道。太监奉命送他去凤阳，他问去干什么，太监骗他说去拜谒祖陵。走到之后才发现是专门关押宗室罪犯的监狱。当沍痛哭失声，连呼冤枉，以头撞墙而死。（选自樊英民著《兖州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