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传教是重要的手段之一。传教士们在洋枪大炮的庇护下，纷纷来到中国。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和异质文化之间的强烈碰撞，造成了很多剧烈的冲突。兖州教案就是当时有相当影响的一个事件。
兖州是山东南部的行政中心，孔子故里曲阜和孟子故里邹县都属它的辖区之内，是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较深刻的地方，因此这里的人民对洋教最为反感仇视。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外国人的教堂已经遍布于山东各地时，兖州城内还是空白。当时法国天主教芳济会把山东分为三个教区，济南和烟台分别建有北境和东境的总堂，南境的总堂拟设在兖州，因当地绅民的抵制，只好暂时设在阳谷。但这更加刺激了外国传教士，他们知道，兖州这个地方对于中国来说：“虽然不是耶路撒冷和麦加，但享有圣地的声誉。”天主教能在这里扎根，有特殊的意义。因此他们把在兖州建教堂，当成“一开始就既定的主要目标。”
光绪五年（1879），德国教士安治泰来到中国。当时德国在山东没有护教权而法国有，所以安治泰被法国圣言会派到了被认为“最没有成功希望”的鲁南教区。
安治泰在鲁南的传教活动受到强烈抵制。他好几次被老百姓捉住，用绳子绑住双手游街示众，甚至往他身上抹粪便，或拴在树上殴打，“直到人们认为已被打死为止。”安治泰尽管吃尽苦头，却矢志不改，照常传教；百姓尽管强烈反对，天主教的势力还是有了很大发展，兖州城内还是有了受洗的教徒，而安治泰以其工作的出色也被任命为主教。从此他更加野心勃勃，曾在报上发表文章，说要在兖州建一座大教堂，还要建一所大学。
光绪十二年（1886）的农历中秋节前，安治泰秘密地买下了兖州城内东关吕姓居民的一处宅院，准备作为他传教活动基地。但此事很快被人们发现了。于是兖州百姓在汤诰等人领导下，掀起了反洋教的风潮。
汤诰，字仁甫，是癸酉（同治十二年、1873）科的拔贡。史称他“性英敏精干，多智略，幼嗜读，善书法，留心经世之学”。咸丰年间太平军北伐和捻军过境时，兵慌马乱，又逢饥馑，他曾参与赈济、办团练等公共事务，“悉心筹划，有条不紊，与其事者前后凡十余年，官民翕然称之，是个相当有组织能力和办事才干的人，当时他任八旗官学汉教习。
汤诰和士绅范宝真等人一起，组织兖州的百姓，书写张贴了很多反教揭贴（传单），号召“阖郡乡谊同伸大义”，“斩杀汉奸以清内乱，驱逐洋教以靖外忧”。又号召城内的居民不要卖给洋人房屋土地和食物，不要给洋人做仆役；洋人有胆敢进城者，要立刻驱逐出境，并捉其跟随的汉奸，甚至扬言将其割耳、断手。在这样的宣传鼓动下，百姓们同仇敌忾，情绪激烈。安治泰一到兖州，他们便手持棍棒蜂拥街头，虎视眈眈。安治泰看到兖州人反教态度坚决，防范严密，便灰溜溜地走了。
但安治泰并不甘心，一年以后，他又派人到兖州买房。这回买的是一个教徒的房子；还有一个教徒单春堂，甘愿“奉献房宅一所”。在他们正准备维修房子时，事被发现，风潮又起。百姓封锁了城门，准备捉拿卖房、修房的“汉奸”，但他们均在混乱中逃走了。愤怒的人们于是一气之下把单春堂的房子拆毁了，另一处也卸下门窗，后来又在这里建了考棚。
单春堂等人逃到济宁市安治泰报告。安亲往济南见山东巡抚张曜，要求出面查办此事。张曜乃委济东泰武临道员王作孚来处理。当安治泰派教徒王燕吉去兖州道台衙门接洽时，又被兖州百姓将王燕吉抓住，搜出了有关函件，并把他关押起来。
安治泰恼羞成怒，亲自到了北京的法国使馆，向公使李梅求援。李梅于是照会总理衙门（即后来的外务部），提出要中国方面制止兖州人的反教活动，允许传教士在兖买房，还要求革斥处罚抗教活动的为首者。
当时，社会舆论及清政府的上层官吏中的大部分对洋人传教是反感的，只是迫于不平等条约而无力制止。对于洋人要在兖州这样的地方建教堂，他们在感情上尤其难以接受。因此，教案发生之初，总理衙门的态度明显倾向于兖州的绅民。接到李梅照会后，总理衙门回复道：“兖州城内向无教堂，今安教士辄欲买民宅建堂，以致物论哗然，盖亦有故。”“中国信从孔圣之教，备极尊崇；兖州孔子故里，亦儒教根本之地，若欲在该处建立教堂，非但本地人忿忿不平，即天下之人亦闻而惊骇。”“现在该处人情汹汹，恐激出事端，地方官亦无何以禁止。兖州建堂系属大拂人情之举，势不能行。”“不必再作此议，徒费口舌。”
但是法国公使李梅对此答复大为不满。他根据不平等条约反驳道：“条约并未限定在中国何处不能建教堂，既然兖州城内已有佛道回教的庙宇，再加个天主教堂也不致使天下之民惊骇。”然而李梅的多次照会都遭到了总理衙门的拒绝，双方舌剑唇枪，照会往来，一年多中，事情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李梅看到事情已无有成功的希望，就亲自到总理衙门交涉，说“兖州府教士买房，百姓不愿……可将房价银退还，我可叫他不必定在兖州传教”。总理衙门认为此举尚在情理之中，便行文山东巡抚张曜；张曜又命王作孚办理。但是安治泰闻讯大为不满，竟改口说当初交的房价钱并非七百吊而是两千吊。交涉多次安治泰都不收钱。总理衙门见安并无诚意，乃复函道，“似此节外生枝，本衙门亦无从办理也”。事情便以僵持状态搁置下来。
前边说过，德国人当时在山东没有护教权，安治泰是在法国人的保护下传教的，这是德国政府所不能容忍的。为此德法之间展开了争夺护教权的斗争，最后德国终于取得了护教权。1890年8月安治泰回国，受到了德皇的接见，德皇答应对他的活动以“完全充分的保护”。接着德国公使巴艮德照会总理衙门，声称安治泰受到了欺凌，要求“照约保护”。总理衙门答道：“该省士民素崇儒教……而教士不顾人情愿否，必欲强为其难……兖州府断难设立教堂。”“安教士原交房价只有七百吊，应遵令收回，别无办法。”态度还是相当明确的。
光绪十六年（1890）旧历年底，司艮德一行人来到了兖州，仍坚持索要以前买的两处宅地。当地官员未置可否，而百姓闻讯以后，则“连日聚议，四散流言”，准备与洋人斗争到底。地方官府见状也好言相劝司艮德不要干犯众怒；但司艮德顽固蛮横，一定要索回宅地，这更激起了百姓的愤怒。他们在城内遍撒传单，约定在腊月十五那天集会，“痛击驱逐洋人”。在德国人薛田资著的《在孔夫子的故乡》一书中，记载当时的情况是：
十五日终于到了。街上人群数也数不清，他们来回穿行，就像滚滚海水震荡起伏。息马地就像黄蜂窝一样，人们拼命地往那里钻，那里是分发武器和策划阴谋的地方……他们把百姓分为四十八个团，每团有五百人……中午，听到远处一阵剧烈的骚乱，越来越近，狂热的欢呼声和粗野的叫喊声充满了整个街道，在一片锣鼓声中，队伍向着已被官府封闭的客栈冲来……
官府害怕出事，派了三十多人的卫队保护，才没有使司艮德粉身碎骨。司艮德无奈，只好悻悻而去。
此时安治泰尚在国外未归。第二年秋天，他回国后听到司艮德的狼狈情况，却仍不甘心，又多次通过公使要求到兖州，均被总理衙门拒绝了。安治泰只好到了济宁，而暗中派人到兖州乡间传教，为今后的进城作准备。
到了光绪二十一年（1895），德国公使绅珂又出面重提在兖州建教堂的事，并说兖州百姓都愿意，是地方官吏有意支吾不允。又说现在安治泰教士拟往兖城暂住，与地方官面商有关事宜，希望山东巡抚转饬地方官从长商办。当时正逢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失败，清廷更加腐朽，总理衙门竟轻率地表示了同意。
安治泰又要来兖的消息传开，各乡社及城内绅民纷纷致呈官府，表示反对。绅士吴春来等上书中有“洋教不入，民自相安；洋教一人，民心惶惶”的话。消息反馈到山东巡抚李秉衡处，他亦明确反对，于是通过总理衙门照会安治泰，要他“暂缓赴兖”。
但安治泰不听劝阻，终于在那年农历闰五月初二到了兖州。那天正逢生童考试，考生们聚集在书院里，以不领考卷作为抵制。无数百姓们也不约而同地聚集在府衙门前，情绪激动，人声鼎沸。官府害怕出事，临时把接见地点改为息马地关帝庙内，于是百姓又如潮水般地随到那里。负责出面接见安治泰的是兖沂曹济道员姚协赞，他本人是一直反对安来兖州的。他明确表示，反对传教是郡中百姓自己的事，地方官也不能勉强逼迫百姓服从。安治泰无话可说，只请求官府在乡间张贴告示，保护教民，姚协赞答应了。当安治泰等人离开接见处时，安的随从李世信见姚协赞态度不卑不亢，此行无功而返，竟悻悻然地出口谩骂，被围观的群众听见，于是齐声回骂“汉奸”。李世信恼羞成怒，举鞭抽打，于是双方发生了撕打。李世信被打得鼻青脸肿，县令王燮光被挤倒在地，安治泰被从轿中硬拉出来，也挨了打。他看兖州再难停留，只好狼狈地到济宁去了。
安治泰将此行的经过报告了绅珂，绅珂即照会总理衙门，指责说安治泰、李世信被打是姚协赞及兖州绅士张贻慈等人所唆使，要求对他们查处，并继续要求在兖州为安准备房屋。山东巡抚李秉衡鉴于兖州“百姓并为一心，已有蹈死不悔之势”，主张安治泰有事可以到济南协商，不要再去兖州。绅珂不满，此后又多次交涉，最后竟提出很多非分要求。如安去兖州时须由官府的“体统官员”前往迎接，县令和总兵作为迎导。又威胁说如对教案处理不满意，“本国政府无奈，须设法自行保护”。至此，一副蛮横无理的强盗嘴脸已暴露无遗。
有一种民间传说，说安治泰此次挨打后，十分恼怒，他要求官府一定要处这次事件的主谋汤诰以极刑。官府无奈，但又怕激起民愤，便从牢中提出一死刑犯冒充汤诰处死。笔者以为这种说法不一定可靠。传世档案和绅珂提出的惩处名单中只有张贻慈、任廷峻和范书舫三人，并没有汤诰的名字。汤诰曾在咸丰年间办过团练及赈灾等事，上距这次事件近40年，则此时汤诰年事已高，是否在世都有疑问。而且绅珂要求惩处张贻慈等人也只是“革去其顶戴”，并未要求极刑。
但绅珂之流越来越得寸进尺却是事实。他们之所以如此嚣张，当然是因为他们背后有帝国主义武力的支持。此后，德国人正在磨刀霍霍，积极准备强占我胶州湾。在绅珂发给德国政府的报告中，就有“兖州问题之诺言没有履行，就可以作为我们的理由”的话。绅珂还曾向德皇建议，“先直接占领所希望的地点，然后再行谈判。”可以看出，侵略者正千方百计地寻找借口，兖州事件无疑是一个合适的口实。清政府也看到这一点，在德政府的步步进逼下，终于完全妥协了，正式同意了在兖州建教堂的要求。
光绪二十三年（1897）11月，巨野县的百姓杀死了两名德国传教士，是为“巨野教案”。德国人便以此为借口，武装占领青岛，终于实现了其预设的计划。两年后，兖州天主教堂竣工，山东天主教南境总堂从阳谷迁来。主教安治泰真的在地方官员的迎导下，趾高气扬，进驻兖州教堂，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愿望。这是令兖州人扼腕长叹，欲哭无泪的结局！
兖州人民历十余年的反对建教堂斗争是以失败告终的。这是一页屈辱的历史，是兖州人的伤心史。失败和屈辱的根本原因在于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世世代代应该牢记的教训！（选自樊英民著《兖州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