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有一首诗曾风靡一时，脍炙人口。这诗题为《宫井词》，写的是清光绪皇帝和珍妃的爱情悲剧，对清末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都有涉及。诗中充满了浓浓的故国之情，沧桑之感：“万事从来如朝露，鼎湖弓箭弃臣庶。钟□消沉九鼎迁，哪堪朝市都非故！”“天留老眼看兴亡，儿女江山梦一场。剩有御沟呜咽水，年年遗恨哭沧桑。”正是这种情绪，深深地打动了一些遗老遗少们，再加上诗本身所具备的相当高的艺术品位，所以诗一出来便被人比为白居易的《长恨歌》和吴梅村的《圆圆曲》，各报争相转载，有洛阳纸贵之誉。诗的作者，是清末翰林兖州人王景禧。
王景禧，字燕泉，号石荪、石逊，1867年生于滋阳。他的父亲王薪传是个举人，做过河南襄城知县，母亲牛氏，是牛运震的玄孙女。王家本是费县人，后来便落籍于兖州。他后来有时自署“琅邪王景禧”，那是不忘祖籍的意思。
王景禧自幼聪明异常，天资很高；又勤奋刻苦，因此科举一帆风顺：15岁即中秀才，21岁成举人，23岁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25岁朝考一等，授翰林院编修。如此年轻便进入翰苑，真可以说是少年得志，前程无限，令人艳羡。
但是，当时的满清王朝已经是内忧外患、千疮百孔，呈气数将尽的局面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迫使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三年后，德国又强占了胶州湾，使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更加严重。这一切都强烈地刺激着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于是有康有为等发起的维新变法运动。1898年，光绪帝决定变法，推行新政，但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抵制破坏。变法只坚持了103天便告失败。
王景禧的思想是倾向维新派的。他曾读了大量宣传维新思想的书报，如《盛世危言》、《天演论》、《新学伪经考》、《日本政变考》之类。他和康有为也有较深的交往。康比他年长5岁，而他比康早5年中进士，两人很早就是接触，曾多次通信。直到清亡之后，康有为还到兖州来看过他。
戊戌变法之前，王景禧曾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兼国史馆协修。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于是王景禧被任命为八旗官学教习。八旗官学是专门培养皇族子弟的学校，教习即教师。由于变法的迅速失败，他大概并没有去实际就职。王景禧的思想上虽然倾向维新，却并没有见之于言论和行动，因此变法失败后顽固派清查迫害维新派时，倒也没有株连到他。但从此以后他也再没有被重用，大概当时的当权者认为，像他这样年轻又有学识的人，必然是倾向于维新党的“危险分子”。于是，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他被任命为济宁南池书院的山长，离开了京城。
这时候，京津一带义和团正闹得红火，接着是帝国主义列强八国联军的入侵和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的仓皇出逃，以及更加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的签订。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令人耻辱伤心的一页。面对这一切，身在济宁的王景禧写过两首题为《题山中白云图》的诗：
出山容易返山难，聊可勾留世界宽。
天许烟霞为伴侣，地邻泰岱望长安。
游丝肯逐回风转，大海横飞白日寒。
曾侍玉泉香案近，尘中缰索漫同看。
何曾出岫便为霖，辜负三农望转深。
大息妖氛匿阳景，不堪苍狗幻晴阴。
回天力薄惭无补，捧日缘悭尚有心。
亲舍依稀今好在，仙源是处足幽寻。
诗中的“大海横飞白日寒”、“妖氛匿阳景”、“苍狗幻晴阴”，无疑是当时混乱危殆的政局的生动写照；“长安”、“玉皇”以及“捧日缘悭”中的“日”，指的是光绪皇帝；“白云”则是作者的自喻：白云出岫，本想化甘霖以济苍生，然而命运却如风中的游丝那样飘浮不定，对于国家政局，难以有所作为，自惭没有回天之力；自己虽长存捧日之心，伫望长安，心系北斗，却只能与烟霞为伴侣……不难看出，王景禧此时对于满清皇帝，是一片忠心，倦倦未已的。
庚子事变后，面对越来越严重的亡国危机，清政府不得不再次捡起变法的武器，继续推行新政。开办学堂，派遗留学生出洋是重要内容之一。王景禧也于1902年被召回京，任命为直隶学校司总办；次年，又改任普通教育处总办，兼编译局总办及官印局会办，并且被派往日本考察教育，同时护送一批留学生到日本宏文书院学习。
《瀛谈剩语》是王景禧赴日时所作诗的结集。从中颇可看出他当时的思想情况。开篇是一首七律：
放眼东溟宕不收，此行才许到瀛洲。
山河泪尽铜驼劫，家国魂销铁笛秋。
自有文明通教育，敢将身世等浮沤？
回头莫讶难为水，万斛仍从一勺求。
诗是从天津大沽港乘船东渡时所作。“铜驼”一句是用《晋书·索靖传》典故：“靖知天下将乱……指洛阳门外铜驼曰：‘会见汝在荆棘中耳！’”下句的“铁笛”，大概不是宋诗“更烦横铁笛，吹与众仙聆”中的铁笛，而是以眼前实景入诗，指的是轮船上的汽笛。在这祖国面临被瓜分危险的时刻，背乡去国，心情是沉重的；汽笛一声，轮船缓缓移动，送行者挥手相别，怎不令人“泪尽”“魂销”！救国图强的道路何在？惟有教育。此行所负责任实在重大，不可等闲视之，但纵使事业如浩淼沧海，仍须从眼前的点滴做起——诗题《舟发大沽柬同行诸子》，是和同行的22名留学生的共勉之辞。
看到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强盛，对照中国的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王景禧的心情是复杂的：“仰天惟一哭，大地更微茫！”这些诗里有感慨，有惊叹，有企羡，自然也有诧怪和不以为然，但更多的是欲唤起同胞共图富强的苦心和决心。下边选录数首，以见一斑。
不堪三度见扬尘，如此沧桑愁煞人。
舣棹马关天已暮，春帆楼外月黄昏。
《杂诗》七言之三。（按，春帆楼即《马关条约》签订处。）
仁民爱物系殷怀，东亚同胞莫漫猜。
千斛情波浇不尽，一齐移向海西来。
《杂诗》七言之十八
我爱东瀛地，图强果自强。
有人皆教育，无处不胶痒。
会社新株式，衣冠半古装。
交通尤便利，左右太平洋。
《杂诗》五言之三
新诗三十首，吟罢雪盈颠。
对照方如愧，庚词敢浪传？
精神真教育，关塞惨风烟。
不敢闻鸡舞，恐将三岛翻。
《杂诗》五言之十三
乡音忽入耳，望见我家山。
贫惰犹如此，文明尚渺然。
贪狼谁饲虎？驱雀孰为鹯？
忆否东游地？人歌太古天。
《忆否》之九
同胞四万万，听我语无哗。
学以实为贵，国之本在家。
富强唯教育，时代尚萌芽。
不惜词多讽，挥戈日已斜。
《忆否》之十
王景禧从日本归来后曾出版了《日游日记》，叙他在日本七十天的考察情况，“所历公私学校，旁及局馆厂场，几逾五十多处。先后考察工业、电话、兵工、造船、练兵、天文台等，尤垂意高等院校之制度、美术学校之设备、师范专科之特点、课程学科之安排、学校之用品、国民教育之普及，一一咨询周详”。作者不厌其烦地强调教育，深信只有教育才能救国，这是那一代人的普遍认识，也是他们自我承担的神圣使命。此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王景禧都以教育为职业，任过直隶学务处参议，直隶高等学堂监督；后来又到济南，任山东高等农业学堂和山东优级师范学堂监督、齐鲁大学教授等职。诗集中有《重九日率同学百二十人登城南佛慧山，从事实地讲演，博物采集，归途口号》、《试优师诸生毕业，赋此抒怀未监试诸君》等诗，从中可以看出他当时生活工作的一鳞半爪，王景禧在济南从事教育时成绩颇著，很多工作都具有拓荒的性质，可以说，他是中国最早一批从事现代教育事业的先驱者之一。
他是为什么从直隶高等学堂调到山东的？目前能见到的资料里没有记载，但从他诗集中的《丙午秋日自直赴东，留别同学诸子》可以略知端倪。这两首诗写得相当晦涩，充满了古典今典，影射象征，令今天的读者几乎无法看懂，此不具引；倒是作者写在诗稿上的两条眉批透露了一些信息。一条是：“津大绅自命教育总持，务抑人而扬己，此宦途通弊也！”另一条是：“五大臣出洋，炸弹猝发。吴越实高校退学生也。嫌疑既深，任侦缉者藉邀大功，而媒蘖益滋矣。”从这两条眉批看，他离开直隶很有可能是因为教育当局官场中复杂的人事倾轧所致，而五大臣被炸事件则是导火索之一。五大臣出洋，指的是1905年清政府派载泽、端方等人去东洋西洋考察宪政。吴越即吴樾，是革命党人，曾在直隶高等学堂读书，后退学，组织保定军国民教育会，又创办《直隶白话报》，积极鼓吹排满革命。他为了揭露清廷所调实行宪政的虚伪，携炸弹潜上五大臣的专车，准备暗杀。不料由于列车震动，引起炸弹爆炸，五大臣中只有两人受轻伤，他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事情发生后，“上诏严捕重惩”，自然会对他曾就读的学校严加清查。这正好给了某些人“媒蘖”的机会。
吴樾所采取的救国方式，无疑是和王景禧的改良救国截然不同的。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有识之士看清了不动摇封建王朝基础的改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他们转而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清王朝，终于通过辛亥革命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在这一点上，王景禧是跟不上飞速发展的社会形势了。
王景禧在政治上属于君主立宪派。立宪派的实质是“用叩头请愿的方式要求清廷实行君主立宪，以阻止革命的发展，并为自己取得参与政权的机会。”康有为、张謇是其代表人物。迫于内外的压力，清政府于1908年正式宣布“预备立宪”；不久，光绪皇帝和慈祥太后先后死去以后，3岁的溥仪即位，载沣摄政。载沣为了笼络人心，诏令各省成立咨议局作为立宪的准备机构。咨议局设议长一人、副议长二人，王景禧担任了山东省谘议局的副议长，并任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代表。
王景禧有两首七律，题目是：《辛亥夏日，以会事寓京松筠庵，汤济武比部过从甚久；秋日重来，汤已返鄂，寄诗代柬》。这里的汤济武，即著名的立宪派领袖人物汤化龙。他当时任湖北省谘议局的议长，又任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主席。诗题中的“会事”，当即是指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从1910年1月起，各省谘议局代表就相继到京，向都察院递交请愿书，要求加快实行立宪；此后又多次请愿活动，而最终结果是遭到清廷的严厉禁止。1911年4月，清廷终于宣布成立新内阁，而在13名内阁大臣中，满族贵族竟占了9人，其中皇族又占了5人。这就彻底暴露了清廷的“预备立宪”不过是一个骗局。于是各省谘议局议长、副议长相继赴京，召开第二次联合会，王景禧的“辛亥夏日寓京”，应该就是去参加这次会议。这些坚信君主立宪可以致中国以富强的活动家们奔走呼号，甚至痛苦流涕，上书力争，说“以皇族组织内阁，不合君主立宪国公例，请别简大员，组织内阁。”但清政府对他们的努力置之不理，断然拒绝，于是立宪运动彻底破产。这也标志着王景禧他们政治活动的完全失败。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起义。接着，各省纷纷响应。为了对付革命，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扶植下，任了清廷的内阁总理。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成立。帝国主义国家进一步扶植袁世凯，策划“南北议和”，结果是革命党人在内外反对力量的压迫下妥协。2月12日，清帝逊位；2月13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窃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
几乎与清帝的逊位同时，王景禧也离职回到故乡兖州隐居。关于离职的原因，他的三子西迺泗在回忆文章中说：“是被罢免还是托故辞职，原因不详……袁世凯那时已篡夺了辛亥革命成果，当了大总统。当戊戌政变时，袁血腥出卖维新党人，父亲对袁是视若寇仇的。他的辞退，很可能与袁上台有关。
王景禧兖州的家在今中山西路路南，原县人民武装部即其旧址。院子不大，也有些花木山石之类，王景禧取名“過园”。按字书，“過”有美貌；但又有人认为“過”是“窠”的古文，有退藏之义。王景禧恐怕更多的是取其退藏之义，这才符合他清廷遗民的身份和心情。他有诗曰：“小筑過园小，躬耕二亩田；干戈仍故国，丝竹感中年……”此后，他便常以“過园旧史”、“過园老人”自称。1914年康有为到兖州来看他，还为题写了“過园”二字，款署“砚泉贤史高蹈隐居之所，南海康有为题”，并曾刻之于石，立在园内。
王景禧在兖隐居大约有六七年的样子。这期间也曾出游过，如曾到过北京、绥远（呼和浩特）等地，是从事政治还是其他活动，已难详考。据王迺泗先生所述，他家当时有田几十亩，靠地租度日，按说也能称小康之家。但当时军阀割据，社会动荡，苛捐杂税繁多，生活其实并不宽裕。“有一次父母亲发生争执，原因是父亲要买蜡烛晚上看书，母亲不同意。只听父亲高声说：‘凭我这个人连点支蜡烛看书都不配吗！’他向来没对人发怒高声吆喝过，这次真地发火了。”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内心其实并不平静，是不甘心这种蛰伏田园的生活的。
果然，到民国八年（1919），王景禧又出山了。当时徐世昌做了北洋军阀的总统，邹县人靳云鹏任国务总理。靳云鹏慕王景禧的名声，荐他做国务院秘书长。王景禧毅然应聘前往，行前并作诗一首，用以言志抒情：
勺沧泉水怒涛声，浊世如斯忍独清！
但使出山能润物，不须泾渭太分明。
这诗颇有自我辩解的味道。可以看出，他的再度从政，是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的。他这次从政的时间不长，而且目前也查不到任何有关资料，所以无法介绍。
1921年12月，靳云鹏在和徐世昌、张作霖的重重矛盾冲突中，辞去了国务总理职务，王景禧也随之辞职。靳当过多年督军，很有钱，下野后便在天津的英租界里做寓公，仍然留王景禧做他的私人秘书，教子弟读书。王景禧于是也全家迁往天津。这年他55岁。王景禧的晚年是颇为失意的。政治上已不可能有任何作为，他转而打算办实业，集股搞了一个炼盐制碱的公司，但资金不足，依靠高利贷周转，最终赔得血本无归。此后，他靠卖字和行医为生。虽然因为翰林公的名气收入也还不恶，但比起租界里达官臣富的挥金如土，想起自己年轻的青云直上，这种出卖脑力为人作嫁的生活也是使他心理很难平衡的。他有诗曰：“壮不如人惊老至，贫原非病奈愁何？”“文章羞托沿门钵，岁月真如下水船！”王迺泗记他有一天晚上给人赶写寿屏，疲劳不堪，掷笔长叹，吟了两句诗：“谁道砚田无恶岁？却怜心血有枯时！”从中不难体会到其心态的失落，情绪的悲凉。
他晚年的诗作中，仍常常可见浓厚的故国之思，说明他很难忘情于清廷。除了前文介绍过的《宫井词》外，“谁知星辰成昨夜？不堪沧海竟横流”，“满腔块垒消难尽，半局枯棋劫更多”，这样的句子俯拾皆拾。王迺泗的文章说：“他晚年对光绪帝绻绻不忘，在和朋友的谈话中，常常称赞光绪是个英明有为的皇帝，惋惜他的遭遇。”说王景禧是以满清遗老的心态终其一生，也并非不合实际。但应看到的是，王景禧不是一个冥顽不化的守旧派，他能看清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他的办教育、办实业、搞宪政，都是积极谋求祖国的富强。他有一首作于1927年的《友人夜燕即席口占》：“誓以精神铸新国，果然艰钜属青年。中原大好河山在，起舞正期著先鞭。”所谓新国，当然不是大清帝而是中华民国。清廷虽亡，大好河山仍在，正可以用全新的理念打造其精神，使之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种境界，比起死抱住清王朝幽灵不放，时时都在梦相复辟的郑孝胥、胡嗣瑗之流要开放进步得多。
1925年溥仪出宫后，就住在天津，一批效忠于他的前清遗老，仍奉溥仪为皇帝，积极为溥仪筹划，希望他再登“九五之尊”。九一八事变之后，在日本人的策划下，在长春成立了伪满州国，扶植溥仪做好傀儡皇帝。1932年郑孝胥写信给王景禧，要他离津去长春任职。王景禧看信后大骂郑是无耻汉奸。这件事充分地表现了他在关键问题上是深明大义的。就在这年冬天，王景禧因急性心脏病发作而逝世，终年65年。
王景禧有着远大的抱负和很高的文化素养，按说是很有可能成就一番大事业的。可惜的是他生当社会变化剧烈的时代，其才智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的机会。或者说，由于他自身的历史局限性，他所努力从事的活动只能以失败告终。本文的标题出自他早年的一首诗：“三年京洛感衣尘，白雪楼高句又新。纵酒逃禅两无着，好将馀事作诗人。”纵酒、逃禅和作诗，都是对现实生活的逃避，是壮志难酬无奈的表示，我们今天以一个诗人来为他定位，他九泉有知，恐怕是不会同意的。
王景禧在金石学、文学、书法等方面都有相当高深的选诣，著作有《金石释文》、《足吾所好斋金文》、《汉瓦当文字》等，编有《三苏文粹》，这些著作多未梓行。其书法作品在天津、济南、济宁、邹县多有流传，还曾出版《過园墨册》帖等。所作诗也多有散佚，现仅存不足200首。由其长子王小隐编为四卷，题《過园诗存》，直到1995年才由他的外孙女张宗冠为整理出版。
王景禧逝世后，其灵柩运回兖州，先暂厝于過园内，直到1955年才安葬在城西北七里铺。過园在解放后由部队占用，1962年部队盖礼堂，通知王家后人搬迁园中的一座坟墓。打开坟墓，发现其中并无尸骨，而是很多古籍图书和文物，其中包括牛运震的《金石图》稿本、商代青铜器、汉代玉璧等，这是王家在战乱时候埋藏起来的。王家后人只留了一小部分，大部分捐献给国家，现分藏于市图书馆和博物馆。王景禧的墓也于文革中被七里铺的群众掘开，文革后博物馆去该村调查，征集到了王景禧的印章数方。（选自樊英民著《兖州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