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地进行回忆乡愁、追宗溯源的氛围下，晒家训、亮家风的活动正在各地热烈开展。

2017年5月1日，兖州民间文史研究会一行人到太阳花园二区采访全国劳动模范白懋林先生八十六岁的老母亲白老太太。她老人家耳不聋眼不花，思维清晰，声音宏亮，谈吐自如，慈眉善目的表情里，时时流露出幸福的笑容。说起自己不平凡的人生经历来，老人家情不自禁感慨万千。

平凡而英勇的父辈

1933年，白老太太出生在谷村乡裴家院村一个不太富裕的农家，娘家姓齐，兄弟姊妹几个从小没上过一天学，她从很小的时候就下坡割草、放牛、喂牛，吃的是粗茶淡饭，住的是土坯草房。父母都是忠厚老实、为人谦和的老好人。土改时虽然因家中人口少土地较多一点，勉强被划为富农成份，后来在多次运动中，他们在村里一直也没受到难为。

白老太太至今依然记得那是在1946年腊月里，来解放兖州城的新四军住到了村里，他们亲切地叫着大爷、大娘，帮村民们挑水、扫院子。她父亲是民兵，参加了村里的民兵支前队为新四军腾房子、送粮草，母亲是妇救会会员为新四军洗衣服、做军鞋。新四军一个排的伙房安在她家的西屋里，院子里搭着棚子，开饭的时候有几十个战士到伙房里来打饭。每次吃饭那个热心的司务长都给房东家的孩子送点饭菜过来，军民亲如一家人。为切断泰安、大汶口方向国民党军队增援兖州的铁路、兖州城北广大农村的民兵们配合新四军，扒走了津浦铁路上的钢轨。

驻守兖州城的国民党吴化文部队，原来就是在抗日战争中投降日寇，残害人民无恶不作的伪军，抗战胜利后，摇身一变成为国军继续与人民为敌。他们与因交通中断，没来得及撤走的投降日军相互勾结，利用兖州到济宁的废旧铁路修了从泗河铁路桥至城西北旧关村北的环城铁路，行驶装甲车当做活动碉堡，边巡逻边炮击和城里的日军炮兵部队相配合，阻止新四军攻城。

新四军第二旅六团主攻兖州城北关外围，为防止敌装甲车火炮和日军炮火的双层袭击，我军在城北农村民兵支援下，从安丘府村开始就在道路两旁的田地里挖约2米深1米5宽的交通壕，壕上面蓬上各乡村百姓们送来的大门、屋门上的门板。1月8日午夜攻城战役开始，我六团官兵冒着敌人炮火沿交通壕向城北发起攻击。激战数日后，1月13日因国共双方签订的停战协定日期已到，也因敌我兵力、武器悬殊过大，我军伤亡较大等原因，攻城未克，新四军奉命北撤。

那个住在裴家院齐家的司务长，挑着一挑子肉包子往前线送饭，找不到他那个排的战友们，担着挑子哭着又回到了村里，乡亲们看司务长哭得那么伤心，一个个也跟着哭了起来。

新中国的建立是无数革命先烈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

因为上级下达新四军北撤的命令很急促，有一部分新四军伤员，因伤重暂时隐蔽在各村我农会干部家中，待养好伤再归队。当天夜晚，有一位受伤的新四军干部艰难地顺铁路来到范家林白仲发家门前敲门，小声喊着“老乡救命”，不远处国民党军的追兵马上就要到了。白家穷得连个大门、院墙都没有，三间屋里一眼望去四个旮旯，穷得要啥没啥的地方才能藏人呢？年龄只有12岁的白书友急中生智，与父亲一起把新四军藏到院子里的地瓜井子里，上面盖上柴草，巧妙地躲过了敌军的追捕。

第二天，白仲发让儿子买了药品，为受伤的新四军处理了伤口包扎好，吃完饭趁着夜晚把他送走了。新四军干部连声道谢！白仲发说：你们为了人民的解放都不怕流血牺牲，这是我们老百姓应该做的，冒着生命危险，救助子弟兵是每一个人应该做的事，白仲发父子认为这根本不值得宣扬，这是做人的本份。

《兖州春秋》第六期140页尚传友文章“兖州尚氏家族珍闻轶事”中记载了安丘府村时任栗园区区长的尚逢吉在1946年新四军北撤后，不与反动的还乡团相配合，反攻倒算，搜捕新四军伤员一事。当时这种现象在栗园区有不少，范家林村当年就属栗园区管辖。

在那天寒地冻的腊月，北风呼啸，谷村乡百姓们，自愿贡献出自家的屋门板为新四军修工事用，各家各户只得在门上挂个草苫子，挡不住冷风裹着雪花直接刮到屋里。数百成千的支前民兵为新四军送粮草、抬担架、扒铁路，为两次解放兖州战役都做出了积极贡献，兖州的解放是淮海战役的序幕，之后他们这些民兵、民工又加入了支援淮海战役的队伍，冒着敌机轰炸的炮火，又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兖州支前大军中白老太太的父亲齐老先生和白仲发就是其中的一员。白仲发就是白懋林的爷爷，齐老先生是白懋林的外祖父。

对于山东人民对淮海战役做出的贡献，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元帅在上海解放后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担架抬出来的，是山东人民用小米喂出来的，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我陈毅就是躺在棺材里，也忘不了山东人民的支援！”

成家立业难

白老太太16岁那年，嫁到了邻村孔家村，该村是个小型自然村，后来与范家林村合并为一个行政村。丈夫白书友只有14岁，他曾用名白叔友、白淑友。他的父亲白仲发以忠厚老实，勤劳正直著称，略有一点文化。因家中贫寒，他把少年白书友送到薛家庙村岳父家上了几年小学。薛家庙王老先生是有名的开明绅士，家中比较殷实，他在家中办学，收留了不少穷人家孩子免费上学，其中就有他的三个外孙白书友和他俩个兄弟。

白书友自幼受孔孟之乡文化的熏陶，深知知识改变命运的重要性。他勤奋好学，而尤其爱好算术和珠算。他熟练地背诵珠算口诀，不久就能只看算术题不看算盘，打得又快又准。每次学校算术考试他都能稳拿第一。外祖父不仅教白书友学会不少文化知识，还教给他许多勤奋正直，忠厚善良等做人的道理。他老人家既是自己和蔼可亲的外祖父也是自己的启蒙恩师。

白老太太婆家住村东头靠铁路不远的一片洼地里，穷得没有大门、院墙，又小又矮的坯垒草草房上，几根屋椽只有胳膊一般粗，屋墙下只有两行碎砖的基础，只有堂屋，西屋墙上，有用麦秸泥箔打的土墙宽大厚实，还可以抵挡短时期的雨水浸泡。屋里只有一张坯垒的床和桌子，下雨时屋外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天上不下了，屋里还滴嗒，只好用大盆小盆接雨水。

当年白书友家因土地少生活困难，一年得挨半年饿，每到青黄不接的春天，地里的野菜，树上的树叶都吃光了。那最难吃的是臭椿树叶和萋萋芽野菜，一种是恶臭难以下咽，一种吃到嘴里扎得嘴疼。那榆树皮，榆叶算是能压饿、最好吃的，用榆树叶烧糊涂汤时会起一层白沫，吃到嘴里好比老牛倒沫一样。

为了一家人不饿死，白书友一家只能到地主家借粮度过粮荒，那黑了心的地主把借粮的利息定得很高，两个月的借期就要借一还二。借一斗还两斗，借一升还两升。借半升还粮时打开中间的隔板还一升。借粮时借给你瘪巴、不干净的粮食也不敢吭声，还粮时，一定要还颗粒饱满、干净的粮食。生存下去的欲望往往逼得人们不等地里的粮食成熟就得下地去掐麦穗子，掐高粱头，撸吧、撸吧带着麦壳，高粱壳推磨磨出沫子来摊煎饼吃，那粘满麦壳子的煎饼上，麦仁儿还是绿色的。

白老太太结婚那一年，到了腊月二十六那天，家里一粒麦子也没有了。想借吧，到麦收还早着呢，你没有指望还粮也没人敢借给你。她只好硬着头皮回到娘家向哥嫂要了三十斤麦子、三十斤高粱背回家，一家人这才过年吃上了包子，省吃俭用才度过了春荒。她在娘家从小就干活出力，到了婆家还是每天出力干活。干完一天活，晚上要从井里挑满水缸里的水，接着就拿着粮食去推磨、推碾。村里人多都用一个碾，得一家接一家地挨号等碾，往往等碾的人多时，在碾旁睡上一觉才能轮到自己推碾。

由于婆家没有牛，仅有的一点地全靠夫妇俩起早贪黑地劳作收成很少，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好容易盼来了新中国的成立，土改后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

勤劳忠厚诚信正直的白氏家风

白老太太与丈夫婚后和睦相处、患难与共，土改后两人同心协力地劳动养家，在分到的土地里打了一口土井，夫妇二人合作打柯楼浇田，她摇坷垃丈夫在一旁拉纤，一来一往二人配合默契，风里来雨里去共同度过那艰难而又快乐的岁月。

范家林成立了合作社，白仲发任合作社会计多年。由于账目清，办事公道，深受社员们信任。当年社里很少有牲畜，更没有农业机械，农田里全凭人力劳动，靠天吃饭，亩产只有一百多斤，广大社员们的温饱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住在洼地里的白书友一家最怕下大雨。有一年秋天连着下连阴雨，屋外院子里积水已没膝，他家还不知道，眼看就要屋倒墙塌，多亏了白书友在高家庙村当农会会长的王姐夫，打着伞冒雨叫起白书友全家起来站在屋门口，屋要歪时赶紧往外跑。他住的草房墙是箔打的，土墙有麦秸的牵拉力，才没被雨水泡倒，那口土坯垒的东屋就被雨水泡倒了。

白书友在薛庙村上小学期间，他不光算盘打得好，还学会了写一手好毛笔字，他工颜体楷书，年青时就在春节前义务为村民们写春联，连续多年范家林、高家庙两村村民家的春联，大多是出自白书友之手。他有求必应，逐家把来求春联人家的大门、屋门、厨房门全写一遍。每到腊月底，屋里很冷，写好的春联不干，铺满床上、桌子上一屋当门里到外是写好的春联，晾干后再一家一家卷好，写上名字等人家来拿。有好几年，直到除夕晚上吃包子时，还有人来叫写春联，白书友与家人从不嫌烦、嫌天晚，总是放下手中的碗筷，立即给人家写完，好叫人家贴上春联过年。

白书友年青时，工作学习积极，追求上进，虽然主要的社会关系外祖父家是地主成份，由于他工作成绩突出。1954年7月19日，经上级团组织批准范家林村团支部宣布白书友为共青团员，虽然他工作积极，认真负责，连续多年向党组织递入入党申请书，但由于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唯成份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里，白书友虽经多年努力，而没有实现加入共产党的愿望。1966年8月27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兖州县委向白书友发放超龄退团证明书，希望他继续努力学习，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白书友虽然没能当上共产党员，但他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就像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那里需要往那里拧，无论是大队里叫他当会计还是学校里叫他当民办教师，走到那里他都力争把工作做好。

在合作社里，忠厚实在的白老太太干活从来不会磨滑、惜力，实实在在地干活成为了社里的壮劳力，推小车、拉地排车、推水车、拉犁子、拉耙、翻地、耩地、耕耙扬场干什么她都是打头阵，数穆桂英的“阵阵到”。

白老太太生下大女儿后不久，与父母分家单过。说起那分家来真是寒碜，一家三口分了三间草房西屋，一口小锅、三只碗、一颗黄豆、一床破被，夫妇二人相依为命，全凭自己的一双手勤奋劳动养育孩子，为了孝敬、赡养年老的父母和年幼的弟弟妹妹们吃饭，他夫妇俩在生活极为困难的年月里，勒紧腰带硬是坚持多年省出一口人粮食给父母，自己却以野菜、树叶掺在粮食里充饥度日，弟弟妹妹长大后，又帮他们盖房成亲，打发出嫁，这在范家林村一直被传为佳话。

在集体经济困难的合作化时代，会计的职责就是按社员劳动工分的多少和人口定量分配粮食。当年的每亩粮食单产只有200多斤。白书友帮助5页6段白书友帮助多个村的会计算帐，日清月结，按期公布帐目，他也是广大社员信赖、佩服的好会计。

1958年成立公社之后，范家林村与高家庙合并，成为高家庙生产大队第一、二生产小队，白仲发在高家庙大队任会计多年后，换了个会计业务不熟悉，大队干部让上过学，打算盘打得好的白书友一边在生产队劳动，一边到大队里义务帮助会计算账。

白老太太年青时个子高有力气，在讲究妇女解放，男女同工同酬的岁月里，她属于女劳力中的壮劳力，与年龄相仿的男劳力干同样的重活、累活拿同样标准的每人每天十分工，价值是每天0.25元左右。

根据1997年版《兖州市志》大事记载：“1958年10月，农业生产实行‘大兵团’作战，社员‘大搬家’。公社统一指挥秋收秋种，限期抢收，地瓜等晚秋作物大部分烂在地里，播种小麦要求深翻土地1—2米，每亩下种50—250公斤，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和小麦亩产过万斤的高指标。共产风、浮夸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和命令风（五风）泛滥”。“1959年春，粮食和副食品极度短缺。农村社员家中严重缺粮，全县因饥饿和营养不足造成人员外流和水肿病突发。此种情况持续3年，1962年开始好转”。

全民大炼钢铁、大跃进的年代里，高家庙村生产大队，也是深受其害的重灾区之一。首先是吃食堂把各家各户的粮食充公，交到生产大队里吃食堂，有不交的就挨家挨户去搜粮，有一户人家把一口袋麦子缝在被里藏在箔底下也被搜走了。每家的铁锅、勺子、铲子、煎饼鏊子全部上交，集中砸坏炼钢铁，谁家也不准点火冒烟，干一天活回家连一口开水也喝不上。全村人都去深翻土地，当时的口号是“深翻地多打粮，今年深翻地，明年吃白的”。深翻地就是深翻一锨撂过去再接着剜一锨如此反复。白天干完活，到晚上再加班干到半夜，都是大呼隆，不出力，在地里熬时间，干部来了就干一会，干部一走都歇着。由于缺少牲畜全凭人力干活，当年流行的一句顺口溜，说明了那个时候的劳动状况“爹拉犁子娘拉耙，爷爷奶奶砸坷垃”。

1957年发过大水后，庄稼地里留下一层淤泥，好似上了一遍肥料，第二年普遍大丰收，但是丰收的粮食没收到手里，男劳力都去大炼钢铁，秋收限时间抢收，黄豆熟了豆粒都炸开掉落在地里，地瓜用犁子犁一遍，收的没有落在地里的多，收起来的地瓜在地头上挖一个大坑埋上，过了年全烂在了坑里，臭得不能吃了，冻在地里的地瓜冻着还能吃下去，那冻烂味实难以下咽。那一亩地密植几百斤麦种的地里，结果是颗粒无收。大跃进吃食堂全是干部瞎指挥，给社员们带来很大的生活困难。后来食堂停办，一家按人口五天分一回粮食，只够掺上野菜、树叶喝菜糊涂。

1962年前后，有文化的白书友已经应聘到高家庙小学担任民办教师多年，他在任教期间，依然担任着义务帮助高家庙大队会计算账、年终决算的任务。期间他也曾担任大队会计多年。他最初当民办教师时，大队给记工分，学校每月发给两元钱生活补助费。他在高家庙村小学教学期间，还负责管理学校账目，为教师发工资。有一次谷家村公社教委会计多发给了学校工资款，白书友发现后立即退还，公社教委会计一再感谢他。

1962年以后，国家施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八字方针，掀起了全民支援农业生产的高潮，农村形势开始好转。但是在生产队里干活存在大呼隆、活摽穷的现象，由于牲畜少没有农业机械，社员们的生活水平依然很低。

按上级规定，高家庙生产大队也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人七劳三的分配标准，即每个人只能占所分配粮食的百分之七十，其余的百分之三十得挣够人口平均占有的工分数目，才能够分配到十成的粮食。白老太太一家由于孩子逐渐增多和赡养老人的负担，成了全小队的四家欠工分的户之一。

但这话说起来，当年从那个年代生活过来的大多数人都不会相信。在那个名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公社化岁月里，因为普遍贫穷，贫富差距都不大，大队会计属于生产大队的脱产干部，一个大队里的干部就能决定谁家能外出工作，谁家只能在地里劳动，是穷还是富的命运，只要是大队干部家庭，干活不干活都和社员们一样拿工分，干部家庭里吃香的、喝辣的也是一种普遍现象，也是当时的一种潜规则。因为俗话说得好“工分工分社员命根，会计笔尖一歪，社员白干几天”。

白仲发、白书友父子在范家林村合作社，公社化之后的高家庙生产大队里帮会计算账或者当会计，历时达三十多年之久，管理着全大队的账目。却一直坚守做人的道德标准，那就是一直以公平、公道、正直，铁面无私为准则，从没因为家里工分挣不够而为自己谋私利。他们认为只有自己脚踏实地出力干活，一个汗珠子掉在地上摔八瓣挣来的工分才是属于自己的，集体的钱、粮食再多，那是集体财产、别人的、公家的钱，东西再多，是乡亲们的血汗，绝不能有半点私心杂念，绝不能眼红，实实在在做事，规规矩矩为人，吃苦耐劳，乐于奉献，无怨无悔。只有这样做才能对得起乡亲们的信任，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才能够心安理得地吃饭、睡觉，才能走得正、站得直，堂堂正正做人。这就是白仲发、白书友父子一生自己坚守，并教育子女们坚守的白氏家风和祖训。他的子女也坚守和继承了这种善良清白、正直的白氏家风、祖训和敬老孝道的传统。

白老太太为了能挣到分粮食的工分标准，让一家人能吃上饭，她没黑没白地在地里劳动。当她听说管区在傅家楼的砖窑上干活除了能挣十分工，还能中午吃一顿饱饭，她与大队里另外三个人主动要求上砖窑上干活，好省下家里的口粮让孩子们吃饱饭。范家林村一同去了二男二女，其中一个叫白林山，一个是她本家的叔，一个是本家的嫂，她娘家是房家院姓张的，因年代久远想不起他们两个人的名字了。

在傅家楼砖窑干活是男女同工同酬，干一样的活，和泥磕砖坯子、装窑、出窑，干起活来男女都一样。那初春和初冬时候的砖泥和起来又硬又凉，要把砖泥和得不软不硬恰到好处，白老太太同男劳力一样，不顾天寒泥凉挽起裤腿，脱去鞋袜赤脚反复踩着和砖泥，冻得双脚和小腿发红，冰凉刺骨。抱着二十多斤重的坯模子磕砖坯子一干就是一天，晾干后的砖坯子码起来垛搭好，还不能叫雨淋了。

砖窑建在约二米的高台上，装窑时两人抬着六十多块约300斤左右的砖坯爬坡道抬到砖窑里装窑。出窑时满窑里青砖上的煤灰又热又脏，抬着砖出一天窑，弄得满头满脸、衣服上全是煤灰，好像一个下煤窑的煤黑子，吐一口痰全是黑乎乎的煤灰。白老太太在砖窑上干一天活回到家里躺到床上，身体累得好似散了架一样不想动弹，但是刚休息一会就得爬起来给一家人做晚饭。

作为一个瘦弱的女人，当年白老太太这样拼命出力就是为了一天能挣上十分工，中午砖窑上能吃一顿饱饭，那一天的劳动价值只有两毛多钱，到了年终家里能分到占人口平均数的口粮。与她一同去傅家楼砖窑厂干活的那三个人，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出透了力，早在二、三十年前，他们都先后去世了。

经历过上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农村劳动的人都知道，当年在生产队能多挣口粮、工分能吃饱饭的活就是上河工。在连续四十多年中，在那没有机械化作业的年代，国家为治理河道、水患和修水库，年年都会在农闲的时候，从农村抽调大批劳动力，从事河道治理。在那粮食供应紧张时期，国家按工期，工程量定量补助上河工民工的粮食供应，生产队再按工期制定出勤工分标准。如能拼命大干，提前完成规定的土方数量就能多得粮食和补助工分，反之就直到干完为止，还是吃那些粮食，拿那些工分。

当年的冬天气温可比现在冷多了，地里都能冻得裂开大缝，尤其是到那外县的河工地段，往往是在不靠村庄的旷野里，住在挡不住风霜雪雨的简易窝铺里。那个年代上河工也是男女同工同酬，工地上出现的“三八连”、“铁姑娘队”，干起活来一点也不比男劳力差。但是由于生理和身体等特殊原因，长期在艰苦条件下劳动生活，其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但是为了给家里多挣工分，多挣口粮，这一切困难在好强的白老太太眼里都不算什么事。

白老太太年近九旬，一生经历过太多的磨难，她已经记不清出过多少次河工了。她老人家只记得，要走很远路，到很远的地方去上河工，寒冬腊月里，北风呼叫着天上飘着雪花。河工工地上人山人海，红旗招展，广播喇叭上的口号声此起彼伏。砸开冰冻，不等抽干河水，一个个民工们连胶鞋都没有，就跳进河床里挖河泥往河堤上抬。那黑乎乎的淤泥很粘，粘在抬筐里磕也磕不净，越粘越多。后来人们找来自布做成布兜子那一兜子河泥也有一二百斤。也有时用手推车、地排车往陡峭的河堤上拉河泥，一步三滑，身上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单衣，鞋穿坏了露着脚趾头也得一天不拉地拼命干。平常吃的是粗粮窝头就咸菜，有时也熬一点白菜、水萝卜，一个星期才吃一回全麦面的大卷子，就算是改善生活了。工地上干部们来回走着命令似地监工。摊上好天提前完成了任务还好些，如遇上雨雪天气工程难以完成，夜晚点上灯加班干，直到完成任务指标为止。

说起来上河工的经历，白老太太忍不住抚摸着双腿说：出了一辈子力，受了一辈子苦，最难忘就是上河工和在生产队冬夜里浇麦子，冻得累得双腿的膝关节落下病，常年腿疼，前几年大女儿为他做了左腿膝关节手术，现在右腿又很疼，再到医院去看，医生说这么大年纪不能再做手术了。

白书友在高家庙大队义务帮忙和当会计多年期间，每年都把集体的账目管理得清清楚楚，他是社员群众非常信赖的好会计。每年年终决算，他不光负责本生产大队的账目决算，还经常被管区请去为别的村帮会计算账，他是全管区公认的“会计头”。算账时他打的算盘又快又准，比计算机还快，还准，被十里八乡的会计们称为“铁算盘”，不少村会计打算盘都是他教会的。

白书友身为大队会计，很少有时间顾家，面对家里的困难情况，他只会一遍又一遍地念叨：哎！今年工分又是数咱家最少。忠厚实在的白老太太一听见丈夫说这话立即说：不要紧，我去干，我能多挣工分。农闲时节，她一天也不闲着，与几户挣工分少的人联起手来，往大队牲口院积肥垫圈的大土堆上拉土。那个大土堆有七、八米高，要几个人共同拉一辆车，才能爬到那个大土堆上。她也记不清有多少年，每到大年三十，家家户户准备换上新衣服过春节时，她老人家却抱着个大扫帚去扫大街，因为那个年头就实行“双薪制”，年三十扫一天大街记两天的工分。白书友夫妇在生活困难的岁月里，担负着赡养父母的重任，养育了五个子女长大成人并学有所成。由于家中人口多，日子过得格外艰难，身上穿的衣服、鞋袜、被褥往往都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尤其是1960年、1964年生二女儿、三女儿的时候吃不饱饭，在生这两个孩子的月子里一个鸡蛋也没有吃过，全是喝菜糊涂，奶水少得可怜，两个孩子瘦得一把骨头。生三女儿头一天农历七月初六她还在坡里耪头遍豆子，生下孩子十八天就下地干活拉地排车，从中不难看出老白家当年那种困难程度。

白书友在高家庙大队当会计期间，其家庭为什么这么困难？究其原因那就是他从来也不会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和家庭谋一点私利，他性格耿直，不贪不占，那种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的风骨是一般人做不到，也无法理解！

高家庙大队要求各小队响应国家号召，积极交爱国公粮，当年由于缺少农业机械，几乎全凭人力劳动，靠天吃饭的现象依然存在。据统计那个年代小麦每亩单产145斤，地瓜晒成干后五折一每亩单产390斤，高粱125斤。当时由于没有收割机械，阴雨天收割的粮食往往出现发霉现象，但是交公粮要交最好的，那发霉的粮食，地瓜干长了醭都分给社员算作口粮。那地瓜秧、胡萝卜叶、辣菜叶、白菜叶都晒干掺到粮食里吃。

1964年前后，老白家的生活略有好转了，一家人住了几十年矮小的三间西屋，实在住不开了，被生产队安排到村最西头一处洼地里，盖了五行碎砖为基础的三间土坯堂屋草房。盖房子的土坯是夫妇俩在院子里挖土脱的，屋椽是自己家种的树，两口子用地排车到县城南关拉来一车石灰，用拆旧屋的壮坷垃给生产队，换来盖房子的人工和缮草屋用的麦秸。房子建成后，连借加磨弄了点酒菜请帮助盖房子的乡亲们“打膳”，吃了一顿便饭。过了好几年，才又不断地拉土把当院里脱坯的大坑填平，建房之后的几年里，白家的生活依然很困难，每年秋后晒的干白菜、干萝卜丝，依然是必不可少的主菜，有时候吃面条，白老太太只下上两叨面条给出力的丈夫和年幼的儿子吃，自己和女儿们只能吃点胡萝卜喝面条汤。由于家中姊妹多大女儿高中没毕业，只得辍学回乡务农，帮父母看弟弟、妹妹。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农业用的化肥奇缺，为了大队里粮食能增产，大队里派白书友去济南铁路局找到当领导的亲戚，托关系找到章丘化肥厂，为村里拉来了不少化肥、氨水，使当年粮食获得了丰收，社员们无不感谢白书友！

老白家直到大女儿出嫁后，才从她婆家要来几根屋椽，用省吃俭用的钱到七里铺砖瓦厂买来一挂青瓦，终于把多年漏雨的土坯草房换成瓦房。1987年，范家林村实行排房化建设，白书友家终于拆了世代居住的土坯房，在村中间路北盖起了坐北朝南的砖瓦房。

改革开放后，范家林村也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家户户领到了《土地使用证》。这时白书友依然在村委会里当会计，地里的农活还是白老太太一人干得多。地里的庄稼在她精心管理下，粮食产量一年比一年多，家里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

1986年8月，仅上过几年小学，已经任教二十多年的白书友通过自学，掌握了不少教学的知识，参加全县小学教师考试，成绩合格。9月兖州县教育局向白书友颁发《山东省教育厅中小学教材教师考试合格证书》。从此白书友结束了会计工作，在高家庙小学任教。他热爱教育事业，关心爱护学生的学习和成长，先后当过多个班级的班主任。他细心了解每个学生的不同情况，因材施教，循循善诱，为帮助学习差的学生学习他倾注了不少心血。许多学生在他谆谆教诲下，学习成绩有了很大的提高。他教过的学生不光拿他当为恩师，还将他视为长辈，都非常敬重他。白书友在教学的同时，也抚育自己的五个子女学有所成。改革开放后，他的五个子女和配偶都成了创业的成功人士，为兖州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捐资助学、敬老助残等公益事业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白书友由于文化底子薄，教起学来很吃力，为了给自己增加知识充电，为了教好学生，他边教边学夜以继日地学习教材、备课，经常熬到下半夜才休息，他的教学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

1989年3月兖州县教育局向白书友颁发由山东省科学技术干部局印制的《专业技术职务任命书》，任命白书友为小学一级教师。这个任命是当年全县小学民办教师中最高的技术职称。小学一级教师的任命书下达后，白书友的工资待遇也随之上浮了不少。这是兖州县教育局对白书友多年以来坚持在教育战线上默默地敬业奉献的奖励和给予的荣誉。同年7月，兖州县教育局经审核向白书友颁发了山东省教育委员会印制的《民办教师任教证书》。

白书友忠诚于教育事业，关心爱护他的学生好比关爱他的子女，学生们也从内心地尊敬师德高尚的白老师。多年来白书友教过的学生多达千余人，可谓是桃李满天下，其中不乏成为建设国家栋梁之材的佼佼者，全国劳动模范、著名企业家，后来成为他女婿的山东太阳纸业公司董事长李洪信当年就是他的学生。

1990年，正当兖州县教育局要为多年在教育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白书友办理转为正式教师身份证书时，他不幸因在几十年来的辛勤工作中积劳成疾患上了重病，从此他离开了他心爱的学校和学生回家治病，县教育局领导们都为他惋惜。

白书友的儿子、女婿为他在省城大医院找医术最好的医生为他做了手术后。依照他的身体状况和患病的严重程度，医生临出院时交待家里人要精心照料，有可能再延续两年生命。儿女们争着为养育自己一生不容易的老父亲多方求医，精心照顾，白书友又奇迹般地度过了八年幸福的晚年，不幸辞世。

白书友老人在高家庙大队当会计、在学校当老师的几十年里，默默无闻地无私奉献，他教学期间，还义务帮助村里会计管过几十年账目。他廉洁奉公，光明磊落，深受村民和学生们的尊敬和爱戴，有很好的口碑，这样的好人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孝老爱亲的典范

白老太太在范家林村里，也是个慈祥善良的好心人，热心人，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团结互助，有求必应。她见不得谁家有困难，有点难办的事，只要人家张开口有难处求到她，她自己总是竭尽所能地能帮就多帮人家一点，遇到当时他没有的时候，也不叫人家为难，她转手向别人借了，再帮人家。她的五个子女继承发扬了勤劳忠厚、诚信正直，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的白氏家风和孝老爱亲的光荣传统。

白懋林在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的三十多年中，正值公司飞速发展的紧张时期，他常常忙得工作到深夜，为公司的发展、壮大做出了贡献。这一时期，他的姐姐妹妹们也都在城里成为创业的成功人士。白老太太为了照顾几个孙辈们的学习和成长，照顾他们上学的吃饭、休息搬到城里来住，她先后搬了几次家，房子也越住越好，越住越宽敞明亮。白懋林因为工作繁忙，多年也不曾回范家林老家看看。

这时候，由于党的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使范家林村广大村民都走上了发家致富的道路，村民们纷纷加高、翻盖了新房。全村的房屋就数白懋林家多年不住的房子最孬，地势最低，下雨后积水有一米多深。2005年白懋林遵照老母亲嘱咐，回村重新翻盖了老家的房子，院落、大门，满足了老母亲的心愿。

2010年下半年，白老太太一家人搬进了太阳花园二区公寓里，住在这稀有花木成林、鸟语花香、宽阔高大的院子、楼房里，受了一辈子苦，出了一辈子力的白老太太，眼看着孝顺备至、事业成功的子女们和一天天长大成人又走向全国各地创业的孙辈们，每当回想起一生经历的磨难和改革开放后家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变，就禁不住热泪盈眶。自己一辈子做梦也没能想到老了还能享这么大的福。她老人家知足而又自豪地逢人便说：共产党领导的社会真是好，改革开放叫老百姓们都富起来了。来看望、拜访白老太太的人都说：这都是您老人家心眼好，行好行的，救人救的所得来的福报呀！

女婿李洪信对老岳母孝顺备至，他百忙之中经常来看望老人家，到家里问寒问暖，为老人定期到大医院里体检。老人家稍有一点不适，他工作再忙，也要送老岳母去医院看病，自己实在走不开时，再安排家属跟着去医院，每次都是他安排找医术高超的医生为老岳母治病。李洪信经常抚摸着老岳母的手深情地说：咱两家只有你这么一位长寿老人啦，我们都要加倍地孝顺您，让您老人家舒心地度过幸福的晚年。

老白家孝道家风世代相传，儿子白懋林从小孝顺，从来不叫老母亲生气，他工作再忙，也要在过年过节、母亲生日、母亲节这天在家陪老母亲吃饭、说话。他坚持每天向老人家问安、报平安的习惯一坚持就是几十年。向老母亲问安的电话每天都不间断。每次出国或出差回来，白懋林都会亲切面对着老母亲说说心里话。

虽然现在时代变化很快，许多家庭子女都喊父母“爸爸、妈妈”。但是在老白家，不管是儿子儿媳还是女儿、女婿，依然是按兖州方言，乡音不变地亲切大声地喊老母亲娘。从儿时保留至今那一声声发自内心里亲情的呼唤，是儿女们对在贫困岁月养育自己长大成人的老母亲最好的报答！